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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创长篇小说】“保持革命气节”的智者  下集  作者:容春

楼层直达
级别: 骑士
只看该作者 30楼  发表于: 07-11
       (九十三)     7月11日发表
彭世祥清楚,在承包制度里,也必须是以劳动定额,为这项制度最基本的基础的,所以,彭世祥就把“承包”这一“制度”,都采用“按劳取酬”这个名词来更换代替了,这就把“承包”制度,从外表上来了一个偷梁换柱,把“包产到户”这项制度,用“按劳取酬”的名头进行打包,暗中偷偷摸摸地还在实行着“承包”制度。
他让场方领导,从今以后不再提“承包”俩字,都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“按劳取酬”,要大张旗鼓地说明,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。是社会主义时期生产管理上必须遵守的原则。大力宣讲建立劳动定额的意义。彭世祥暗中嘱咐场部所有的领导,我们对外的口径,一律都说,我们是按着“按劳取酬”的原则进行着生产管理,口头上坚决不得再说什么“包产到户”了。对我们执行的制度,千万不要把它解释得太清楚。表面上糊涂一点是没有什么大碍的。职工心中是有数的,只要生产搞上去了,厂里职工的收入好了,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了。新的一年,场部就这样干了。
六八年的十二月份,张娴的第一个小孩就要出生了。由于是大龄产妇,世祥很不放心,李德山通过和县革委会商量,让世祥回桂林去了。张娴是被送到桂林市人民医院里分娩的,一切平安。这次生了一个小子,起名顾筱明。一个超大龄的女子,能够这样平安地生下一个胖胖的孩子,张娴母亲高兴的流下了眼泪,真的是为女儿女婿高兴。世祥待了一个月就回长坪了。
六九年的上半年,牧场的生产形势还是很好的,世祥还有意识地组织职工大搞文艺活动,让职工的注意力转向娱乐,脱离开对一些问题不必要的争论。使牧场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。
六九年的下半年,毛主席又一“最高指示”下发了。“清理阶级队伍,一是要抓紧,二是要注意政策。”由于这条指示的发表,全国各地陆续地解放了一大批被专了政的人,很多被戴上了走资派帽子的人,大部分被撂到一旁了,这时也就没有人再来追究了,但是,也没有人来给摘掉这个帽子,。对彭世祥这个走资派,就没有人再来追究他的罪行了,形同解除了这个处分。
但是彭世祥的处分,却是由地委下派的四清工作组,正式给下的结论,属于上级给的处分,对这个处分,作为基层就没有权利,随便给摘掉走资派这个帽子的了。
牧场就这机会,对彭世祥大开了方便之门。让他回桂林和家人团聚去了,也不再监督他进行劳动改造了。
回到桂林,张继辉向世祥妹夫说:“妹夫,符新仁的案子刚刚办完,办这案子幸亏有刘景武局长主持,看似很简单,实际上并不简单。文化大革命把各部门都整乱了套了,到各部门办事儿找不到真正的负责人。特别是,到档案室查找有关档案,确实费了不少事儿。因为有你的话在先,我们在办理的过程中,就非常地谨慎,小心地进行调查取证,还真费了一番周折,才把日伪的一些档案拿到手。调查中,现有的人证还比较好找好办,日伪时期建立的档案,就比较难找了。原来我想,没有敌人的档案也能把符新仁逮捕法办。后来经刘景武局长一解释,我又仔细地琢磨一下。认为如果,少了日伪方面的档案证实,他完全可以进行狡辩而逃脱罪责的。
这个案子,经调查取证,由于符新仁的叛变出卖,包括我自己,确实有六个党员被捕,其中五个中共地下党员被害,这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后来才知道,符新仁身边的上上下下,确实有他不少的人,如果稍微疏忽,他也很可能安排他的人销毁那些档案证据的。
符新仁已经被结合进梧州地区革委会里了,刘景武通过省革委会有关的领导和部门,由省革委会下令,并派去专案人员,予以逮捕归案的。和这个案件有连带关系的、继续隐藏着的反革命分子,也在外地逮捕了两个。估计对符新仁的罪恶,很可能要被判处死刑。
岁月进入了七〇年年底。这一年来,彭世祥在桂林的处境非常尴尬,他不是一个闲呆着的人,想做点工作,自己没在自己的单位里,就失去了工作的资格,如果再回到牧场里,被监督着去做一个没有自由的纯劳动力,世祥的心中,却也是非常不甘心的。虽然牧场里的干群,对待自己还是很宽松的,但总是不会那么尽人意的。世祥现在就是一个闲散的人士了,每天只能去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。他几乎每天都要研究报纸和红旗杂志等出版物,还要和志坚、志慧等人,谈论一下国家的形势,让他们介绍一下国家及社会上盛传的消息,介绍一下文革中发生的大事儿。以便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发展的趋势,从中多了解一些国家的大事儿。
文革从开始到现在,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的,那些国家级的领导干部。处境都非常艰难,有关他们的消息,想要了解谁,几乎都能了解到。他们处境的变化,是关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一个风向标,是需要必须掌握的。同时,也需要了解一些造反派的情况,在造反派的天下,有关他们的消息报纸上满天飞。想要了解啥消息都能得到满足。
几年来,我国文革的形势,可以说是变化无常的。真有点瞬息万变的意味。人事上经常发生一些使人们意料不到的一些情况。譬如,那些所谓红卫兵的“领袖兼干将们”,像走马灯一样地,突然走红,不长时间内,又都纷纷地落马垮台了。
这些人物的兴起,几乎都是毛主席发现后,利用他个人的威望,抛开组织上正规的审查程序,公然把一些政治上投机的、新出现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野心家,迅速地提拔了起来,当做骨干利用。如聂元梓、蒯大富、韩爱晶、谭厚兰、王大宾等人,都是红极一时、红得有些发紫的人物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,他们都是以造反起家的红卫兵头头。毛主席认为这样的人可以利用起来,去打击那些所谓的对立面,所以就提拔起来重用的;再如张春桥、姚文元,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等人的兴起,也是毛主席,看到这些笔杆子,可以向对立面进行理论上的反击,作为国家主席的自己,所发布的那些理论和政策,用过他们的笔杆子,就能得到合乎圆满的“诠释”,从而就能在全国人民面前得以确立,所以就提拔起来这些人,予以重用的。
毛主席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些投机分子,发动和开展了文化大革命的。
这些造反派的“头头们”,竟敢组织和带领着一帮无知的年轻学生,高喊着“造反有理”、“敢把皇帝拉下马”等的口号。竟狂妄地冲击国家各个部委机关,揪斗迫害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。这些人,连起码的外交常识都不懂,还敢冲击国家的外交部,竟然想要夺取国家外交部的大权。他们光天化日之下,公然去焚烧英国人的大使馆。确确实实是一些无法无天的、一伙政治流氓加无赖。依靠这样的一些人,怎么来正确地履行文化大革命的职责?
这伙所谓的造反者们,他们肆无忌惮地揪斗、迫害中央机关的老干部。百丑图就是蒯大富等人的“杰作”。从这幅丑化国家领导人的漫画中,就可以看到,那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,抛头颅洒热血,建立过许多不朽功勋的开国元勋和开国领袖们,几乎全部都受到过这群混蛋们的迫害,就这一件事情来看,就已经知道,他们这些人给我们的国家,制造了多少可悲的重大事件!
我们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同志,就是被这样一些不懂人道的造反派,秘密地抢走后进行了关押,关押期间,已经患病的身体,得不到任何治疗,得不到起码的人道待遇,是在酷刑下被折磨而死掉了的。对这些立过巨大功勋地国家主席或国家领导干部们,进行这样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,纯粹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行为。他们对身份这么高的国家级的领导干部,连起码的人身自由、人身安全,都不能给与保障,何况国家其他级别的干部呢!
我们不禁要问,这些新兴的所谓造反者们,本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。他们为什么能获得这么大的权力?那些久经战火考验的开国元勋们,又为什么会失去了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了呢?保护他们的警卫人员,为什么也都被撤掉了呢?这些所谓造反派,又为什么可以不经法律程序,就可以带领一帮年青无知的学生,随便地冲击国家机关?而且不管这机关干部级别的大小,对其可以随便地抄家、随便地进行秘密逮捕呢?而且竟然私设刑堂,对这些国家级的老干部,随意地使用酷刑呢?
我国的人权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?他们疯狂的造反,到处打砸抢,结果,随着文革的进展,最后,这些造反派头头还是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,落下一个打砸抢的臭名。造反派出现了的这样一些情况,都意味着一些什么呢?也值得我们深思,再深思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九十四)
再说说那些已经混进到文革权力中心的所谓“笔杆子”,也就是说那几个闻名全国的所谓文革的“大将”,如什么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等人,也都是一些炙手可热的人物,他们依靠投机钻营,得到了毛主席的欢心,受到毛主席的重用。而且还有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等一伙人做他们的后台兼帮凶。这伙所谓理论家们,专门去领会、毛主席的那些极“左”的理论和政策,然后,按着极“左”的方向,随意解读诠释这些理论和讲话。
他们还篡夺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编辑的位置,掌控着这两个出版社文章出版的权力。他们动辄大笔一挥,经常以毛主席的名义,或以重量级的国家评论员的形式,或者以影响力极大的所谓“社论”方式,随心所欲地向全国发表文章。他们每次的行动,暗中都掺杂了自己所策划的阴谋。这些阴谋,却是借用了毛主席的名义,而且,还是利用了我们国家最具权威的党报、党刊这块宣传阵地,来向全国人民进行发表的。因此,他们发表的那些文章,所造成的威力和影响,确实是不能低估的。
他们也经常到各地方的一些团体里,以毛主席忠实的信徒,代表着毛主席,随便地发表讲话,进行所谓对文革运动的指导和鼓动;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,就是这帮人带头鼓捣起来的。这些人可真就是地地道道的“拉大旗作虎皮”的了。他们的文章一发表,国家的形势,就要随着他们的笔锋发生“颤动”的。
譬如,“揪军内一小撮”,这篇文章的发表后,保卫我们国家的、真正的长城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,就立即发生了“颤动”,几乎造成解放军的混乱。幸亏毛主席发现的及时,被毛主席制止了。
就是这种情况下,建立过不朽功勋的彭德怀元帅,贺龙元帅等人,就被红卫兵秘密地逮捕关押起来。然后去接受他们进行的残酷地审讯和批斗。这二位已经年迈的国家元帅,身体多病,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治疗。是在惨酷的体刑下接受红卫兵的批斗的,最后都被迫害致死了。
这样一些建立过巨大功勋的、国家级的领导及元帅们,不明不白的死去了。造反派对他们的审讯,甚至连正当辩解的机会都不给,对他们除了诬陷和非人道的逼供外,连起码的人权也剥夺了?文革时期的这种“红色恐怖”,和蒋介石时期搞的“白色恐怖”确确实实没有什么两样,都是一些相当残酷的法西斯恐怖。就是这样的形势下,全国各地,各级别的广大干部的人身安全,就可想而知了。他们的人身安全该是多么的无保障的了。但是,那些大红大紫的人物,在不长的时间内,却都可悲的被历史的巨轮碾碎了。
岁月到了七〇年年底,一个专门书写“极左”文章的笔杆子,而且,还是专门书写一些批判性质文章的“阴谋家”,这个人就是陈伯达。他这个人在毛主席身边也工作多年,对毛主席的“极左”政策和路线,已经完全心领神会。那份儿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的“五一六通知”,就是他起草的。这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,却擅长结党营私。他早就看中了林彪、江青和康生这几个野心家的权威,这几个人暗中结党营私,互相利用。专门去整那些阻碍他们取得大权的国家老干部。是专门整人的阴谋家。
陈伯达这个人,在文革开始不久,就被提拔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,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。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利,实际上已经代替了党中央政治局,也代替了党中央书记处,行使着领导全国文化革命的大权。我们都知道,他这个文革小组组长的权力,只略逊于林彪和周总理外,超过中共中央所有的,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权利。陈伯达已经爬到权力顶峰了。他在国家领导人之间,名次已经排到第四、五位上。确实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就是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,一夜之间,也被清除出了历史舞台,无声无息地被停止了他的权力。
岁月又到了七一年的九月份,就连我们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,为了抢班夺权,也公然背叛了我们的党和国家,狼狈地逃往苏联。结果,途中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。据文件透露,林彪一伙的叛乱阴谋,毛主席早有察觉,是在毛主席亲自部署安排下,叛乱才没有得手,最后还是自己垮掉了。
经查,林彪确实收拢了一伙死党,这死党里有总参谋长黄永胜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、海军司令员李作鹏、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等大小喽啰一大批人,这些掌握着各军种指挥权的要员,形成了一伙反革命叛乱集团,这些人也跟在林彪的后面一起搞叛国作乱,使国家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。结果,这些人也跟着一起完蛋了。这些人的叛乱事实,的确令人发指。这样一些反党叛国的大事儿,又为什么能发生呢!而且发生在这样一些掌握实权的人物身上呢?
休息在家的彭世祥,他时刻地都在注视着国家的形势变化,这一桩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件,使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彭世祥,心情激愤不已。这些不正常的事件,不能不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警觉。
彭世祥对当前的这些事件,认为应该好好地思考,细细地捋顺一下。他想把自己心中所考虑到的见解,用文章郑重地来书写一下,给自己的后人留作警戒。
彭世祥首先认为:对以上的事件,所以能够发生,毛主席他老人家应负主要的责任。是毛主席“个人崇拜”的过错所造成的。
关于毛主席的功过,彭世祥执笔这样写道:
总体而论,毛主席他老人家,确实是一位伟大的领袖。他从领导农民起义,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,在我国竖立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,建立起瑞金第一个红色政权。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,顽强地坚持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。从而,使工农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地壮大。这一红色政权的壮大,惹来蒋介石的重兵围剿。在强大的蒋军围剿面前,毛主席运用了,由他创立起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战术,打败了蒋军的三次围剿,顽强地守卫了瑞金根据地。
后来由于毛主席受到了王明、博古等人的,“左、右”倾机会主义者的排斥,毛主席受到排斥后,不得已离开了党中央,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。根据地的保卫战,开始由党中央新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来指挥。大权旁落到国际代表李德的手中。这三人小组,以极左的姿态出现,他们背离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,进行了错误的军事指挥。由此,在蒋军的第四次、第五次的连续围剿中,我工农红军开始屡遭重创。蒋介石也拿出了他军事上的血本,调集了百万大军对根据地进行第五次规模相当大的围剿。我工农红军加上民兵力量不足三十万,结果,在数倍于我的强大的敌军面前,根据地出现了被剿灭的危机。
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我工农红军进行突围,开始了长征。长征途中的工农红军,在蒋军的围追堵截下,经受了多次的重创后,走入了最危险的困境。就在这个垂危关头,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。党中央又把毛主席请了回来,让毛主席重新执掌了军事指挥权。从此,长征就由毛主席来指挥了。在数倍于我的敌军之中,毛主席运用了灵活的战略战术,经过艰苦卓绝地战斗,以最少的牺牲重创了力量雄厚的蒋军,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层层的围追和堵截,创造出许多辉煌的战例,挽回了败局。经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,胜利地到达了陕甘宁根据地。
到了陕北,毛主席他老人家,又领导着八路军、新四军和全国军民,经过八年抗战,付出了巨大的牺牲,给入侵的日军以致命的打击。
日军投降后,蒋介石又背信弃义,发动了全面的内战。毛主席又领导全国军民,经过三年艰苦的解放战争,打垮了力量雄厚的蒋家王朝,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毛主席的这个功绩,真可谓是功勋巨大,值得全国人民永远的颂扬。从此,全国亿万人民,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被解放了出来。毛主席他老人家,的的确确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。
毛主席从此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,确实是巨大的,是没人比得了的。建国后的毛主席,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,作为一名共和国领导人,本应在这声望面前,谦虚谨慎,走群众路线,作风再民主一些。再多听一听各种不同的意见,在他左膀右臂的协助下,应为国家再立新功的。
毛主席的语录中说:骄傲使人落后,谦虚使人进步,这句话也确实是一个真理,这一真理也适用于毛主席本人的。但是,建国后的毛主席他老人家,却在以往功劳的基础上,逐渐地居功自傲起来。他老人家又是站在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位置上,自然地会赢得全国人民的崇拜和赞扬,全国人民的这些赞扬和崇拜,也确实都是发自内心的、是真诚的。未完待续。
级别: 骑士
只看该作者 31楼  发表于: 07-12
    (九十五)  7月12日发表
就是这样一片赞扬声中,毛主席他老人家本人的思想意识中,助长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。毛主席也逐渐地认为,自己是正确的化身,是正确理论的代表,更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路线的代表。有关毛泽东思想,也变成毛主席他老人家个人的思想了。
由于“个人崇拜”膨胀,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边,也确实就聚拢了这么一部分人,他们是怀有个人野心的、政治上的投机者。譬如:林彪、康生、陈伯达、柯庆施、江青等人。他们对毛主席本人,投其所好,极力的阿谀奉承,不择手段地拍马溜须。他们不管毛主席在政策上或工作上做得是对是错,都会是极力地赞捧、极力地予以颂扬。关键的是,他们对毛主席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,不是去想法给于纠正或者去想法作出补救。也不管这些错误是否能造成损失,都照样地进行赞捧。他们竟然还把这些错误,用诡辩术来给诠释成,这些错误都是非常正确的,这些人的这种做法,真的是可恨之极!
“左”倾势力还极力地提倡:要全国人民都要“忠于毛主席”,这种作法,是一种封建性质的错误的作法。是非常不科学,也是非常不正确的作法。不能因为毛主席是国家主席就要忠于他。如果张国焘窃取了国家主席的位置,我们也要忠于他吗?国家主席就不犯错误了吗?国家主席在理论上以及制定的政策上,如果是正确的,广大的干群是不会提出反对意见的,百姓会更加的尊敬主席和服从主席领导的。如果国家主席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出现了错误,我们广大干群,这时是应当向主席提出质疑,甚至提出反对的意见来的。在国家主席出现了错误还没改正的时候,这还能要求我们广大干群都要“忠于毛主席”,而不得向主席提出反对的意见吗?
封建帝王时代,因为天下,形式上是属于“他自己的家天下”,当然在提法上,一律要求百姓绝对地忠于帝王的了。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在,我们还延续使用这种提法,这只能助长毛主席的“个人崇拜”,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这种提法,是属于对封建帝王提法的一种残余。平民百姓从尊重毛主席这一点上,自发的高喊“忠于毛主席”,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组织,是不应该强调全国人民都要忠于毛主席的。毛主席也不应该接受这种提法。
强行要求全国人民,都必须要“忠于毛主席”。这个提法表面上看似正确,实际上暗中包含着压制人们,不允许他们向主席提出任何质疑或提出反对的意见的了。这样做得结果,是要犯大的错误的。
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从尊敬毛主席的角度上,只能高呼“向毛主席致敬!”就可以的了。
毛主席的错误,就是从他“个人崇拜”的膨胀开始的。在这“个人迷信”的控制下,毛主席开始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,背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,不管任何事情,往往不经党组织讨论研究,而是由他自己代表党,发出类似命令式的指示。要求下属坚决执行,理解的要执行,不理解的也都要去执行。对那些不同的意见,或者是反对的意见,大多数情况下,毛主席都是听不进去了。不同的意见、反对的意见,对毛主席本人来说越来越少见了。在任何问题上,毛主席都是说一不二。一言堂在他老人家的身上,体现的越来越严重了。
特别是,在我们的国家,还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,凡是被毛主席否定的一些大事,都成了“言论禁区“,被否定的任何事情只能说是错误的,是不容许再进行有关是非的议论的了。执行过程中,更不能随意的违犯的了。譬如:毛主席说:“‘包产到户’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”,那么‘包产到户’一事儿,就定论说它是错误的,就决不允许人们,再探讨它是否是正确的了,更不容许你再搞这‘包产到户’的了。”而且,不管你什么理由,再搞“包产到户”就属于“犯罪”了。
文革中,“个人崇拜”的气氛更加浓厚。向毛主席表忠心的种种做法,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时尚,形成一种每天必须要做的形式。譬如:对毛主席的忠诚,都要用每天的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的形式固定下来。要全国人民,每天早上都要站在主席的肖像前,手持毛主席语录,把语录贴在胸前,虔诚的、恭敬地念叨着:“敬祝伟大的领袖、伟大的导师、伟大的统帅、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,万寿无疆!敬祝敬爱的副统帅、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,永远健康!”让全国百姓去做这种类似一种宗教仪式的做法,确实是庸俗之极。
在全国进而又刮起了对毛主席“三忠于、四无限”的一股浪潮,即,要求人们,必须“忠于毛主席,忠于毛泽东思想,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。对毛主席、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,要无限热爱、无限信仰、无限崇拜、无限忠诚。”这“三忠于、四无限”之风,一下子又把“个人崇拜”提高了一个新高度。
在极左的势力控制下,要求每人都要做到:“语录不离手,万岁不离口”;这个风潮把国家所有的领导人,也逼到必须服从的境地,国家其他领导人在群众面前公开露面时,也必须手持红色语录,还要晃动着红色语录,也要随着群众高呼着毛主席万岁。
极左的风潮,在全国又掀起了“忠”字化的活动。全国人民,平时都要高唱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这个“忠”字歌,还要求逢会必唱。同时也要求百姓都要推广跳“忠”字舞的活动,群众集会的会前必跳“忠”字舞。
就是到商店里买东西,也必须遵守“忠”字化运动。这商店里的所谓“忠”字化运动,就是说购物前,必须和售货员用互相对答式的,都要朗颂一段毛主席的语录之后,才能购买商品。否则便买不到商品。这极左的浪潮,从形式上,又把毛主席的“个人崇拜”推到了空前的高度。以上这些现象,毛主席本人是不应该接受的。因为,在“个人迷信”思潮笼罩下的我国,只有毛主席本人才能去阻止,别人是无可奈何的。
我们要求,每个公民,包括国家领导人,都应该大力提倡“忠于我们的国家,忠于我们的人民”,只有这种提法才是最正确的。
我们的国家在这极“左”的势力笼罩下,从形式上忠不忠于毛主席,成了确定每个人,是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界限之一了。怎样做才算忠于毛主席了呢?又是在什么情况下,你的行为又是属于反对毛主席的了呢?
首先,都要承认毛主席是“一贯正确”的,毛主席所有的所作所为是“没有错误”的。所以,对毛主席必须是无条件的拥护、无条件的服从,只有这样作了,才算是忠于毛主席的了。
当然了,毛主席正确的作为,是没有人反对的。只有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上,出现了错误的时候,才会有人提出质疑或提出反对意见的。也就是说,对待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工作中出现了“左”倾错误的时候,只要你提出了质疑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,那么,你就属于是反对毛主席的了。实际的情况,也确实是这样的。可见毛主席的“个人崇拜”,危害有多大了!
毛主席已经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了。所以,毛主席的错误是不能轻易地去纠正或者提出反对的意见来的了。如果谁对毛主席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,提出不同意见或提出批评意见的话,弄不好,就会被定为是“反对毛主席”的反革命分子来论处。这种结论,就是毛主席本人不去下,毛主席身边的那些拍马溜须者,也会给你扣上这顶大帽子的。这些人给你扣上的这顶帽子,往往还会得到毛主席的认可。一旦得到毛主席的认可,你头上这顶反革命的帽子,便会很难再摘掉的了。
毛主席身边的那些投机分子,他们这种溜须整人的做法,一旦成功,对自己却是有大利可图的。因为,他们就会得到毛主席欢心,也就会得到毛主席的提拔和重用的。当然了,也可能被毛主席定为革命接班人的了。林彪的事例,就是很好地证明。他的这种卑鄙的企图,确实是极其可怕又可恨的。
从此,我们的领袖毛主席,就被这些投机分子所包围,他们把毛主席塑造成了所谓“永远正确”的化身,塑造成了一位神圣的、不可有一点点亵渎的一位“神仙”了。从此,在毛主席的身上,就形成了了极端可怕的“个人崇拜”,这个“个人崇拜”,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君王。历史上的那些君王,只会用权力来打造自己的“个人崇拜”,是不可能和受到人民拥护的毛主席来比较的。这样以来,毛主席身上的这个“个人迷信”,已经被神化了,简直就是不得了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九十六)
毛主席思想意识里,也存在着封建残余思想,有关这方面的情况,彭世祥这样写道:“毛主席的头脑里,封建的残余思想也是比较浓厚的。毛主席的嘴里虽然说天下是人民的,实际上,他却把国家当做了自己的家天下了。
‘毛主席万岁’这个口号,算是毛主席他老人家,封建思想残余的第一个佐证。这个口号,本来只有帝王才能接受的口号,毛主席他老人家,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,是不应该接受的。凡是接受了这个口号的人,在百姓的眼里看来,就会认定主席的身份上,是和皇帝的身份是类同的。所以就会认为,这个天下也应当是毛主席的了,而且在毛主席逝世之前,这个天下永远也是毛主席的了,这会给百姓造成天大的误解。
另外,主席职务的终身制,也属于封建残余的作法,这和帝王的终身制没有什么区别。因为主席的位置是毛泽东的,所以毛主席的位置,就属于神圣不可侵犯、不可动摇的一个位置了。形成了任何人都是不可去占有的了。
毛主席和国家其他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上,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也已经没有了,实际上形成了一种,类似封建式的君臣那样的关系了。所有的下属,都要迎合着主席的意图小心的发言、小心地说话。
特别是在接班人的选拔上,不是由党组织和广大干群相结合,对接班人来进行考察、进行选拔的。而是由主席他一个人,由他老人家对接班的这个人,在他自己的看法上的好恶,来选定接班人的。这样的做法,是一种个人之间,私下里相授的一种做法,是和封建帝王选拔太子的手法是一样的。
这种做法有很多弊端。首先,您自己一个人的看法存在着许多偏见,选拔的结果是不会太准确的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第二,会在毛主席自己的身边,招来一些政治上投机的野心家,他们会很巧妙的对毛主席进行阿谀奉承,极力投其所好;还会肆无忌惮地拍马溜须进行钻营。因为,只要在毛主席的眼前有所极好的表现,尽最大的能力来博取了毛主席的欢心,就可被提拔被重用的,也会被选拔为接班人的。其他人的意见就无所谓的了,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这种选拔接班人的做法,严重地体现了一种封建式的作法。
周恩来,刘少奇,邓小平等同志,都是身经百战,经过战火考验,为共和国立过不朽功勋的国家领导人。在政策理论上、工作魄力和思想品德上,都已经得到了考验和验证的了,都是深受全体党员、全国人民的好评和认定的国家领导人才。完全可以成为我党接班人的一代高级干部。他们论才华都比林彪高出很多,比人品道德,和林彪比起来也是天上地下之差。对这些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同志,毛主席却因为在很多问题上,出现过意见上的不同,从而对他们表示了不满。从此,这些人和毛主席的关系中,经常出现了非常不和谐的局面。
这些领导人,都是一些亲自指挥国家经济建设的负责人,也只有他们才会经常接触实际、了解实际,也只有他们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,才会给毛主席经常提出一些方方面面的意见。这些意见,有时虽然和毛主席的意见不相一致的,但却是一些符合实际的意见。对这些重量级干部们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,毛主席本应重视起来,要予以很好的商量研讨的。但是,在“个人崇拜”思想的控制下,毛主席却往往刚愎自用,唯我独尊,唯我独正确,听不得不同意见;往往按着他自己错误的理论,武断地去作结论。这样做的结果,问题就得不到正确地处理,而要错误地执行下去的。
这些国家的栋梁之人才,逐渐地也都被毛主席舍弃,终止了他们做接班人的资格。因而出现了后来严重的恶果,领导之间产生了对立,把持有不同见解主张的刘少奇同志,打入了资产阶级司令部,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。
文化大革命前后,人民最信任的周总理,就连他的处境也是相当困难的,就是因为总理在处理和主席的关系上,具有高超的策略和技巧,才平安地渡过来了,否则,处理不好也会被打倒的。
再如;彭德怀这位党性原则极强,性格耿直,敢说敢为的老革命家,他也一直为党分担着忧虑。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期间,彭德怀是通过调查,把对当前的一些看法,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意见书。这封信里,彭老总把当前,党和国家所犯得一些错误,都很真实地写了进去,这些意见是写给毛主席制定政策时做参考用的。彭德怀元帅所写的意见书里,没有哪一点是反党,反社会主义的。不过是对发生在中国的,这些“左”的政策以及那些“左”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已。彭德怀这样的做法,毛主席却认为,这些意见是攻击自己、批评自己的。就是这样一封书信,毛主席却把它借作靶子用了。毛主席利用自己的威望,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,用批判这封书信来达到,反击所谓“右倾势力”进攻的目的。于是,就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一场针对彭德怀的猛烈地批判。后来还把和彭德怀意见一致的黄克诚、张闻天、周小舟等人都打入了彭德怀反党集团里面了。
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这些人,除了和毛主席的意见不相一致外,没有任何反党的行为举动,纯属一大冤案。
当然了,给党组织和党中央的某个领导人提意见,是需要有一定方式方法和一定规范要求的。这些要求:一是,不能把要提的意见随意公开,引起广大干群对党组织和党的某高级领导人,引起群攻的不良后果。所以提意见一定要局限在党的会议内。也只能在这样的会议上,或个别单独的向组织或向某个领导人,提出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。二是,不能发动群众,以大批判的方式来提意见。三是,不能用反动的思想或反动的理论为依据,提出一些刁难式的意见。四是,必须有理有据地提出批评意见,不能无限上纲上线,或以扣大帽子的方式提意见。
只要做到了以上这几点,就不能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。这些提意见的人还应该算作是人民的“忠臣或功臣”,提意见的人应当是受到保护的。
彭德怀元帅提的意见,完全没有超出以上四条要求的范围,绝对是不应该被打成反党分子的。包括这个所谓“反党集团”的成员,也是绝对不应该被打成反革命的。把这些真正的老革命都打成了三反分子,实际上,这些人就成了“极左”路线的牺牲品了。一个党的会议上,能够发生这种不讲道理的、无情的斗争,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。
结果,这位即耿直又忠于党的老帅,却被硬硬地打成了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,由此又衍生出来“海瑞罢官”所带来的冤案,使国家众多的优秀人士受到了摧残。造成共产党执政下的特大冤案。
林彪这个投机分子,他不就是利用了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个矛盾,利用出现了彭德怀所谓‘反对毛主席’事件的这个机会,在公众的众多场合上,林彪明确地表示了对毛主席坚决的支持,反过来他对彭德怀元帅却进行了无情的批判,和残酷地斗争!他又在多个场合上,公然提出了所谓“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”,“谁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全国共诛之”的这种口号,把毛主席的“个人崇拜”推到了极致。明知毛主席的政策路线中,有极“左”的错误,林彪把这些错误也照样当做非常正确的,表示了坚决地支持。林彪就是利用了这样的机会,投机钻营,而赢得了毛主席的欢心。于是林彪就稳稳当当地篡夺了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这个重要位置。后来,是毛主席又把林彪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来,定为了自己的接班人了。六九年九大会议上,在九大党章修改时,又荒唐地把林彪接班人一事,写进党章里了。他的提升,只不过是在毛主席权威的笼罩下,才提拔起来的,绝不是大多数中央委员们共同的意见,也不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,更不是党代会上被选举出来的。
文化大革命期间,毛主席竟然抛开党组织,擅自写出了“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”。这种作法,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,解决同志之间意见分歧的合法的做法,而是属于一种解决个人恩怨的、你死我活的整人的做法。明眼人都会看出,由于刘少奇的威望,影响到毛主席的权威了,毛主席才使出这样一个杀手锏,否则毛主席是不会这么做的。这说明毛主席自己也把政权,看作是自己不可动摇的私有‘财产’”了。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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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(九十七)      7月13日发表
毛主席也有任人唯亲的一面。他的这方面问题,也不是马列主义者的做法。彭世祥也做了以下评论:
“江青是什么样的人物,毛主席应当是非常清楚的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前,毛主席就怂恿江青出来行走“江湖”。这个像似一个泼妇、缺乏政治修养的江青,她一面世就胆大包天地胡搅搅,没有毛主席的授意,这个级别很小的江青,怎么可能出来作威作福呢?海瑞罢官就是她到上海,会同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搞出来的。又是在江青的授意下,首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出来。如果她不是毛主席夫人的身份,她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,怎么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浪呢?让她出来造反,这是毛主席犯下的不可弥补的过错之一。
江青这人面世不久,就授于她文革副组长的权力,中央文革小组就成了江青个人的权力机关了。就是那几位老谋深算的阴谋家陈伯达、康生等人,都要借着江青的身份来行法作妖,甚至连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林彪,他作为党的副主席,也要向江青溜须,利用江青这个特殊的身份,来兴风作浪。这个号称文化大革命的“旗手”,也确实起到“旗手”的作用了。文化大革命的“前奏曲”,就是由她先唱起来的。文化大革命的火焰,也等于是由她先点燃起来、由她首先开始发动的。
毛主席默许江青打着自己的旗号,行使着超过政治局委员的权力。江青毫无顾忌地到处招摇撞骗,到处发表演说。她就是这样的胡闹,也没人敢于约束她的。这个江青胆子也太大了,她更不怕乱子大。她敢于迫害国家任何级别的老干部,敢于给造反派做后台老板,让造反派到处打砸抢胡闹。真的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。
进入七六年,因为身体原因,毛主席已经不能经常和党的领导干部们见面了。就这个时期,毛主席却提拔使用了毛远新这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,毛远新不过就是您毛主席的侄子吗,干部级别也是很低、很低的,毛主席却提拔他用做了自己的联络员,授予他的权力却超过所有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了。中央大员如果想面见主席都要经过毛远新这一关;向毛主席汇报的报告,以及毛主席发出的指示意见,都要经过毛远新的口头来传递。这个毛远新和江青等人也有比较亲密的接触,这里面有没有对主席指示的歪曲和篡改都不好说的了。这件事儿确实做得有点荒唐!
文革开始不久,那些和主席“同甘苦,共患难”、一起战斗过来的、主席的战友们,几乎全都被打倒了,没有打倒的也寥寥无几了。凡是工作中和毛主席出现过意见‘分歧’之人,几乎都被打成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走资派了。他老人家已经容不得任何人对他说个‘不’字了。譬如:文革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同志、河南省委书记曾希圣等同志,这些在经济建设中,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同志,就曾经在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等问题上,向主席当面提出过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,结果,后来都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了。”
关于毛主席对待错误的态度,彭世祥又继续写道:
“毛主席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列主义者。反右斗争以来,全国广大干群和一些有识之士,都对反右斗争的意见纷纷。对人民公社、大炼钢铁、大跃进运动等,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之声,也已经不绝于耳。特别是我国发生了空前的那场所谓“自然灾害”,也就是说的那三年粮食大饥荒。这些大事件里面,都存在着的、严重的工作失误,中央却以自然灾害,和清还苏联债务等做掩饰,对政策上和工作上的失误,轻描淡写地应付过去。百姓心中都对党的政策,心存了巨大的质疑。在这方面所犯的一系列的错误,就是毛主席本人,也承认政策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错误,但是,毛主席对发生的这些错误,缺乏承担的勇气,缺乏彻底改正错误的决心。在毛主席主持工作期间,很多错误始终没有得到纠正,某种程度上还有点变本加厉的趋势。
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,或一个马列主义者,也不可能不犯错误。把自己看做是“一贯正确”的这个事情本身,就是形而上学的。一个马列主义者,或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,是否是伟大的?就是看他在错误面前,能不能正视错误、承认错误、下决心来改正错误。这也是看这个政党或这个人,是否是成熟了的标志。我们党历史上也犯过几次大的错误,但是,这些错误都得到了纠正。说明我们党,是一个成熟了的政党,也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的政党。但是,现在的毛主席,在“个人崇拜”的意识笼罩下,却越来越拒绝承认错误了。”
有关基层党员怎样坚持革命的晚节,彭世祥在这个问题上勇敢地写道:
“毛主席语录上说:‘我们应当相信群众,我们应当相信党,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。’宏观上看,这两句话是完全正确的。从微观上看这问题时,我们作为基层党员,怎么来相信党,怎么来相信群众,就需要特别认真的考虑了。
我们大家都知道,党是一个组织,党组织本身是不会说话的,是需要通过某个人来表达党的意志的。关键的问题是,谁有资格来代表党?同样的问题,“群众”是一个集体,群众中各种意见乱纷纷,谁可以来代表群众的意志说话呢?我们要相信谁的?
世祥认为,凡是在正确的路线为指导的前提下,不管中央或地方,只要是通过民主集中制,选举出来的人,而且,这个人必须是按着党的决议,行使领导权的时候,才是可以代表党的,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代表党;譬如,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决议,他另立党中央,来分裂党。虽然他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,被选举出来的领导干部,他也不能代表党。
同样的,也只有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,被选举出来的某个群众,或者被大家认可的某个人,这个人又是按着群众的意志,发表意见的时候,才算有资格代表群众的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代表群众的。我们也只能相信群众的普遍的意志和意愿,而绝非是必须相信任何某个群众个人的意见的。
作为民主集中制选举出来的、现在的党中央领导,是完全可以代表党行使领导权的。从道理上看,作为基层党员的我们,应该完全服从领导,这是没有毛病的。
但是,毛主席或我们的上级,在“个人崇拜”的控制下,背离了正确路线,政策上出现了“左”倾错误的时候,我们基层党员应该怎么办?
在这问题面前,彭世祥对自己原来的见解略有调整,他坚决地写道:
“我本人认为:作为一个党员,不管任何时候,都必须坚持人民利益原则。坚持人民利益原则就是坚持党性原则,就是最高的党性。我们绝不能盲目地去忠于毛主席个人或忠于某个其他人的,在国家或在党内,决不能以忠于某个人来划线战队,用站队来认定谁是革命的或谁是反革命的。
我们在面对上级“左”倾错误的政策面前,对那些错误政策,我们就是要抵制。我们的抵制,首要的作法,就是要求我们尽量地,通过和上级进行意见交换,来达到问题的解决。如果一旦发现是自己的认识有错误,那么就立刻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政策就可以了,这还避免了自己犯错误。其次,是要求我们,决不能去主动地去和上级发生对抗。如果发现了上级下发的文件和指示确有错误,我们基层党员,也只能是策略的执行或策略的不去执行。决不是简单粗暴地拒绝或反对,不是为了抵制上级政策的错误,去和组织闹对抗的。如果这样做,会造成类似一种反对党的行为举动,这也是不容许的。
但是,对一个政策的“对或错”分辨不清的时候,是决不可以随便有所谓“抵制”举动的。
为了抵制上级错误的政策,我们只能耐心地提意见,通过提意见的方式达到解决,绝不去做盲从。为此,我们要做好受处分、坐牢或被打成“反革命”的思想准备。
我们绝不能去反党,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则,也是党员应该遵守的起码的原则。对上级错误的指示,进行的抵制,这和反党是有跟本区别的。
实际上,在抵制上级错误的问题上,我们就是做的很正确,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不发生对抗的,譬如;在“包产到户”问题上,我本人和党组织的矛盾,后来还是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,结果,我本人受到了很重的组织处分。
能够做到以上这几点,就是最高的党性,就是具有了最了不起的革命气节!为了能做到这一点,这就要求我们党员,平时很好地学习,必须具备相当高的革命理论。使自己能够对上级的政策,具有分辨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水平。同时,也必须具备坚强的革命意志,具有承受被打击的意志。更要下决心,坚决不去做盲从,譬如前一段刮起的、吹牛风、浮夸风、弄虚作假风等极“左”风潮的时候,就必须要进行坚决的抵制的了。因为你的抵制行为,挨批评受处分就会落到你的身上的。”
彭世祥写到这地方就停笔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九十八)
经过林彪这一事件之后,毛主席发觉了,和自己共同战斗过来的那些老战友是多么的贵重,这些经过战火考验的老同志还是最可靠的。
岁月又进入了七三年,经周总理等领导的斡旋,所谓第二号“走资派”人物,邓小平同志复出了。为了今后我们国家的政权,还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手里,在毛主席同意下,陆续地启用了一些老干部,恢复了他们的职务。文化大革命开始步入了拨乱反正,开始进行整顿了,这个趋向是很明显的。
到了这个时候的彭世祥,也遇到了转机。
抗战时期,原南宁独立师的政审处主任黄坚(兰大海)同志,在独立师被整编时,黄坚同志被调入我解放军某军军部工作,不久被提拔为该军政治委员,为正军级干部,三支两军时,黄坚同志被组织安排,带领工作队又进驻南宁支左。当省革委会成立的时候,黄坚同志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班子里了,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。黄坚同志,政策和策略水平高,在复杂的矛盾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,解决问题恰当及时,赢得南宁市广大干群的拥护。
革委会里的分工,让黄坚负责广西省各地区革委会建立的审批和人事的审核。黄坚副主任在审核梧州地区革委会的人事时,他才得知彭世祥的情况,知道彭世祥被当做走资派被打倒了。黄坚同志对彭世祥这位小老弟,一向很敬佩,认为彭世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,他认为彭世祥不但政策水平高,还有很高的策略水平。彭世祥曾经为南宁独立师的发展壮大,付出过巨大的心血。抗日战争中,在独立师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怎么会被打成了走资派了呢?黄坚百思不得其解。于是,他曾亲自打电话,让张志德去了南宁一次,曾经当面向张志德做过了解,详细地询问了彭世祥犯错误的全过程。对彭世祥的情况也算做了详细地掌握。
通过对彭世祥的了解,黄坚对一些问题的见解,和彭世祥的见解,达到惊人的相似。于是,他认为彭世祥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干部,具有相当高的政策水平,也具有非常高的革命原则。彭世祥高风亮节,确实保持了他崇高的革命气节。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黄坚决心帮助彭世祥,解脱在他身上强加的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处分。但是,当时在极“左”的风潮笼罩下,不允许黄坚有任何的举动,只有等待时机了。
当黄坚看到邓小平复出之后,黄坚认为,解决彭世祥问题的时机到了。黄坚打电话给张志德,让他通知彭世祥来南宁面见一次。张志德得到通知之后,知道彭世祥在桂林,他立即通过刘景武的电话,让他向世祥转达了这个通知。
彭世祥接到通知立刻来到南宁,见到了黄坚。见面后俩人紧紧拥抱在一起,久久不放。黄坚热情地招待了世祥。这些寒暄和接待,就省略不予赘述了。
黄坚在招待所找了一个僻静的屋子,俩人做了长时间的谈话。长期的战斗友谊,互相之间的信任程度是相当高的,彭世祥曾把兰大海(黄坚)即当作亲密无间的同志,也确实当作了意见一致的伙伴了。他俩抛开一切互相之间的戒备,敞开胸怀进行了谈话。这次的谈话还是由世祥主讲,黄坚只是静静地倾听着。不过不时地插插话提点有疑问的问题。
世祥先谈了对一些问题的见解,他从搞农业合作化开始谈起,反右、人民公社、大跃进、总路线、大炼钢铁、三年灾害、四清运动等等,以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情况,一一都详细地谈到了。彭世祥把自己的见解和观点,也全都亮了出来。特别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、粮荒的出现和“包产到户”等问题,谈的更为详细。关于大跃进时出现的吹牛风、浮夸风和弄虚作假风及其危害等等,世祥就以他自己所在的黄家川公社为例,详细地作了介绍。最后,世祥对四清运动和现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,也果断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,对这些不当的群众运动,说出了自己严肃的批评意见。
对彭世祥所说的这些问题和观点,黄坚也是熟知的。对这些问题的有关见解上,和彭世祥的见解也几乎完全一致。黄坚也是头一次听到,有人谈出和自己一样的这种见解。黄坚当然知道,在当前的形势下,这些不符合当前时局的意见,还是属于言论“禁区”,是不能随便议论的。像世祥这样的一些见解的言论,是要算作“反革命分子”言论的了。
对于彭世祥谈出的意见和看法,黄坚说:“老弟,你的看法和意见,虽然和我的意见完全是一致的,但是,对这些问题的这种谈论,咱俩也只能局限于今天此地了,不能再向其他人有任何的表露了。对你所谈论的问题,我们也只能等待党中央进行纠偏的时候,才能向上级或其他的人有所表达的了。
今天,我让你前来,是想解除你身上所背的处分,我想和你商量一下,能否采取一种什么办法,解除强加在你身上的处分。你想一想是否有什么办法?”“谢谢你的好意了。这事情解决起来是很困难的。不过,在长坪牧场时,为了牧场继续维持好正常的生产秩序,场部的人问计于我的时候,我给他们说过:‘今后不要再提‘包产到户’‘包产到组’这一类的名词了,不管对内对外,我们用另一种名词来表述我们现在的做法,我们只承认,我们是按着‘按劳取酬’的原则进行生产管理的”。用这种改换名字的做法,在牧场里还在偷偷地施行着‘包产到户’”呢。听到这里,黄坚立即要世祥打住了。黄坚高兴地说:“我有办法了!”
黄坚书写了一份“关于解除对彭世祥‘不当处分’的决定”,内容如下:
关于解除对彭世祥不当处分的决定:
彭世祥同志,在梧州地区任地委书纪期间,梧州地委副书记白敬东其人,却是一个潜伏在我党内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。白敬东原名符新仁。他原是桂林市一名地下共产党党员。于一九四四年十月,他不幸遭到日寇特务机关的逮捕。逮捕后,他在敌人的威胁和利诱面前,丧失了革命气节,从而他叛变投敌,出卖革命同志,致使我们五名党员被害,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为了逃脱党组织对他的惩罚,日特机关安排他改名换姓,逃亡广州,隐蔽起来,做了长期潜伏的打算。
日寇投降后,他摇身一变,又混进了革命队伍。由于他的投机钻营,窃取了梧州地委副书记的位置。他在任期间,为了升官,对书记彭世祥大搞两面派的做法,背后他向上级打小报告,对彭世祥进行栽赃诬陷,致使彭世祥受到不当的处分。彭世祥被撤销了地委书记职务,该职务让白敬东窃取占有了。
彭世祥被降职后,到梧州地区黄家川公社,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期间,他注重调查研究,重视听取收集社员们的意见,制定合乎实际的劳动定额,积极推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,调动了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,使公社的农业年年都取得了大丰收。
白敬东唯恐彭世祥会因工作成绩优异,而恢复他原来的职务。他为了保住自己地委书记的职位,利用“四清运动”下派工作队的机会,他在工作队里安插多名亲信,到彭世祥所在的工作单位,组织人员对彭世祥进行的大批判。他们对彭世祥大搞诬陷之能事,采取无限上纲上线的方法。并以组织的名义,硬硬地给彭世祥强加上什么“大搞包产到户”的名头,把彭世祥打成了走资派。
现经组织调查核实,彭世祥走资派一案实属错案。白敬东犯罪事实已查清,并且,已经被逮捕法办,经审判受到枪毙之判处。于是,给彭世祥所强加的错案也得已澄清,经省革委会讨论研究,决定对彭世祥所受错案给予纠正,解除对他的处分,恢复原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广西省革委会      1974年5月5日
(该文件要存档。)

黄坚副主任,在省革委会办公会上,向革委会的领导们,宣读了上述决定草案外,还仔细地介绍了彭世祥的经历,又介绍了他所受到的处分内容,其中也巧妙地隐瞒了世祥推行包产到户一事。提出解除对彭世祥的处分,受到几位主要领导的支持,并同意恢复彭世祥的职务。
黄坚把省革委会及省领导的意见,传达给了彭世祥。彭世祥却向黄坚说:“黄主任,这个做法有些不妥,实事求是地说,我确实是研究推广了“包产到户”,现在,基层社员为了搞好生产来和上级打马虎眼,用“按劳取酬”的名头来代替“包产到户”这一制度,把事情糊弄过去。在你面前我却不能这么做,一旦东窗事发,会连累你犯错误的。”“世祥老弟,我看你胆大心细,策略性很高,现在你怎么胆子又变小了呢?当前不是有一句流行的话吗?‘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儿’吗,就你的事儿来说,你既不是贪污盗窃分子,更不是搞反革命叛乱活动的反革命分子。你的所作所为,不就是为了搞好生产吗!‘包产到户’这一个正确的做法,你不是从没有去强迫过社员去执行,而都是社员们自觉自愿的、去推广执行的吗?!你说的人民利益原则你忘了吗?为了广大百姓的利益,我们是需要担当点责任的。
另外,当前社会上乱糟糟的,没人来认真地追究这事儿的了,如果上级真的前来追究的话,我们只好说,由于梧州离得远,没有认真调查,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,只要做一下检讨就没事儿的了。你不要在意这事儿就行了。不过,以后的期间,关于‘包产到户’的这件事情上,你暂时不要再去触及它了,因为‘三自一包’还在批判着呢!”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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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该作者 33楼  发表于: 07-16
(九十九)7月16日发表
彭世祥在黄坚的斡旋下,又恢复了地委书记的职务。
不过,彭世祥的兴头又迎头被浇了一盆冷水,因为他又赶上了“批林批孔”的运动。七三年,文革一派的人物(我们暂时把依靠文革起家的干部暂称为文革派),又借毛主席的指示意见,在全国又发动了“批林批孔”的运动。毛主席的原意是为了防止旧的东西复辟,同时也要防止一部分人,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抬头,才要发起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。但是,毛主席的身体也处在重病之中,他的意愿需要通过毛远新来回地传达。毛远新是否做了正确的传达也值得怀疑。反正是毛主席的这一安排,又被江青、张春桥等野心家们歪曲和利用了。这些人一直把周总理看作是他们团伙篡夺大权的障碍。于是,经他们的阴谋策划,把“批林批孔”的矛头,暗暗地指向了周总理,他们向世人传播什么“批林批孔批周公”,这里的周公就是指的周总理。由于主席的病重,得不到主席的保护,周总理本人也遭到了阴谋家们的算计。
周总理的身体,因常年的劳累得了重病,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,已经有些时日不能正常工作了,七四年六月,周总理不得不住院治病了。
七五年,周总理已完全脱离开工作,处在了养病治疗之中。我们国家的许多干部赖以保护的周总理,也处在了无可奈何的境地,一大批国家干部的命运,确实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了。只靠邓小平同志一人,独撑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,他在众多野心家们的包围之下,能否顺利地坚持下来,确实不好预测。想到这里,世祥感到了阵阵寒意,心里再也兴奋不起来了。
七六年一月八日,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病逝了,全国上下对总理的逝世,痛心疾首,一片哭声共同悼念。让人们感到万幸的是,总理逝世后,毛主席把总理的位置没有交给文革派的人来掌握,而钦定华国锋为国家总理。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,政权没有流落于文革派的手中。
就在当年清明这天,百姓自发地集聚在天安门广场,举行了规模宏大的、悼念周总理的活动,这次的活动,实际上也是对文革派“批林批孔批周公”不满的发泄。文革派看到这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,胆战心惊。于是就把这次纪念总理的活动,定为是一场反革命的活动,遭到了镇压。江青之流,还硬把和这次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的邓小平同志,粗暴地定为了所谓反革命活动的后台。病重中的毛主席,本来就没有完全信任的邓小平同志,他老人家自己又处在病中,耳边听到的是文革派人物的造谣诬陷。结果用了一句所谓最高指示“还是黑猫白猫哇”,又把邓小平同志打倒了。
这一年的七月六日,我们敬爱的老元帅朱德同志也逝世了。接着,就在当年的九月九日,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与世长辞了。一年之内我们国家失去了三名伟人,全国人民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。
七六年十月,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的筹划下,一举把依靠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、反革命分子王、张、江、姚“四人帮”,进行了逮捕。从此,把祸国殃民的祸根消灭掉了,结束了为期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。
四人帮的被打倒,迎来了全国人民的一片欢腾,全国人民热烈庆祝又一次的解放。
七七年,邓小平同志在广大干群的要求下,又一次复出了。七八年,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。首先,全面地铺开了清理打砸抢,平反冤假错案,恢复老干部的职务等等工作,开始了大力的整顿。
彭世祥自从恢复了地委书记之后,在地区的工作中,他按部就班地小心地做着工作。他让组织部门暗中对白敬东提拔上来的干部,都一一地过了一遍“筛子”,对群众反映不良的干部,进行了一遍细致的考核,凡是不符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进行重新安排。这一举措赢得地区干部们的欢迎,同时也得罪了一些人。这些人几乎都是被白敬东提拔上来的干部。他们对彭世祥恨之入骨。其中一名白敬东的亲信名叫张勇,四清时曾经作为四清工作队队长,去过长坪牧场,对彭世祥组织过大批判。给彭世祥定的处分,就是由他代表组织作出的。这次他也被撤职下放了。
张勇知道彭世祥有写日记的习惯,他就想抓住彭世祥的一些“右倾”言论,彻底整一整彭世祥。他有一个惯偷的哥们,外号叫烂仔。七七年五月的一天,张勇用了一个金戒指,邀请“烂仔”为他做一件事儿,烂仔高兴地答应了。张勇说:“地委书记彭世祥,喜欢写日记,喜欢写文章,你到他家的书房里,把他的日记本等,凡是他写了文章的本子都给我偷来,那么这个金戒指就是你的了。”彭世祥写的一些关于对时局看法的文章和日记本,就这样丢失了。
张勇对彭世祥写的那些,关于对人民公社、反右运动,大跃进、大炼钢铁,对毛主席的评论等等内容的文章,还以“左”的眼光来衡量的话,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些反革命的言论,他拿着这个笔记本如获至宝,认为用这些彭世祥的笔记,就可以整一整彭世祥了,你彭世祥肯定会完蛋了的。张勇就把这几个笔记本,邮寄到党中央办公厅,这几个笔记本几经辗转,最后到了胡耀邦的手里了。
在当时的形势下,能写出像彭世祥书写的这些内容,确实是凤毛麟角稀少得很,胡耀邦同志连续读完了彭世祥的这几本笔记,认为像彭世祥这样的见解,干部中确实不多见,在“左”倾思潮这么严重的时期,能够写出这么高质量见解的文章,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胡耀邦同志又把这几本笔记推荐给了有关几位领导阅读。都一致认为,彭世祥这种人才难得。这次彭世祥不但没有被挨整,还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肯定。不久彭世祥就被调往中央,参加了对毛主席历史功过的讨论,并参加了由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拨乱反正的工作。
由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造反胡闹,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,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从当前的形势看来,中央领导深知,首先解决全国人民吃饱肚子的粮食问题,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。农业必须抓紧搞上去。但是,中央领导也深知人民公社存在着的种种弊端,解决我国落后的农业问题,就必须抓紧消除人民公社的各种弊病。于是首先着手,从消除人民公社的弊病入手,打开改善国民经济的突破口,在短时间内先把粮食问题给于解决。
党中央临时成立了“农业工作部”,在这个临时组织里,有关人事安排上,因彭世祥的几篇文章,得到中央领导们的肯定和赏识。于是中央把彭世祥安排到农业工作部任主任,为部长级干部,任务就是制定农业方面的新体制新规划,一再说明,要大胆打破旧框框,拿出一个暂新的新制度。
彭世祥在邓小平的新思维的指导下,大胆地提出取消人民公社,实行“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,通过积极地工作,终于在八十年代初,实现了这个目标,落后的农村,这次是真正的解放了生产力。于是,全国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,几十年没能解决的粮食问题,在短期内逐渐得以解决了。
全国终于在九十年代初,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制,全面地取消了粮票。从此,粮食可以随意购买,再不怕粮食紧缺饿肚皮了。
在彭世祥的极力申诉下,已经八十多岁的刘建志老教授,也得到了中组部的关心,指示有关部门立即给予平反,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。校领导去宣布的这天,学校事先请了一位大夫,对教授的身体,做了医疗保护,以免教授意外的兴奋,引发高血压,会产生不良后果。原来就得过脑出血的刘教授,就会因此出现危险的。经周密保全后,才到教授家给他举行了“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决定”仪式。教授确实因兴奋,血压升高,在大夫多重保护措施下,平安地结束了宣布仪式。
彭世祥的儿子,高中毕业后,七五年又经刘景武的努力,把筱松这个名字,又改过来恢复了原名叫彭建树了。他在刘景武的斡旋下,七五年高中毕业后参军了,于八〇年又考入了陆军军官学校,毕业后成为一名陆军上尉军官。
七七年的一天,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位党委副书记,名叫张枫,是彭世祥在延安时特别要好的同学。一天,他俩在北京市的商店里不期而遇,俩人兴奋的热烈拥抱。他俩进了饭馆由张枫请客喝了一顿酒。张枫还邀请彭世祥到美术学院里做客。
一天,彭世祥来到美术学院,美术学院还没有正式开课。张枫领着世祥参观了艺术品展览室,那里有古今中外的名贵雕塑和名画,数量还真有限不算太多。彭世祥突然想到自己宝藏中还有一箱子艺术品,而且还都是由金银制作,现在由自己保管着用不上大用途白瞎了,他灵机一动,向张枫说:“我有一大些艺术品,这艺术品是由金银制作,精美极了,可真的都是价值连城艺术品,我想把这些艺术品,无条件地全部贡献出来,交给你们学院可好?”张枫了解了这些宝物的来源后,当场点头应允说:“欢迎,欢迎,那可是多多益善!不过,你上交这么多的贵重物品,就不提任何什么条件了?”彭世祥说:“我确实不能提任何什么条件的,但是,你们学院可必须点清数字,给我打收条的。另外,有一事儿请你帮忙,我有一亲属名叫顾秋光,他的俩孩子,大的是女儿叫顾晓兰,小的是儿子名叫顾晓竹,女儿有唱歌和音乐方面的天赋,儿子有雕塑方面的天赋,他俩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一岁,都高中毕业,想请你帮忙,给弄到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里深造可以吗?办不到就拉倒,这可不是什么条件。”“帮忙可以,现在还没招生,你要等到恢复高考以后再说了。”
彭世祥把自己宝藏的来历,都讲给了张枫听了。又把顾秋光一家的情况,和俩孩子的天赋,做了细致的介绍。张枫听了以后说:“如果这俩孩子确实有天赋,我一定努力给他俩斡旋,让他俩一个进入我们的美院,另一个进入音乐学院,办成功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高考恢复后的一天,张枫请公安部门出人,出车,和世祥一起去了蒙山县三家谷,把宝藏拉了回来。
世祥把交给蒙山县银行保管的那些效益基金,连同首饰之类的贵重物品,一起都献给了蒙山县,让这些宝藏也都去为祖国建设服务去了。
回来时绕道桂林,世祥又领着张枫,到刘教授家落了落脚,和筱兰、筱竹见了面,张枫又当面作了考核。张枫看了后,非常喜欢这俩孩子,答应了回到北京就给做斡旋。
后来,顾晓竹和顾晓兰,也都如愿地进入了美院和音院,都被培养成高级艺术人才,后来都留校当了教授。
七八年时,彭世祥把妻子张娴和他母亲,以及十六岁的女儿顾筱菊、十岁的顾筱明的户口,全部迁到了北京,在北京定居了。不过孩子的姓再也不用“顾”姓了,改作彭晓菊、彭晓明了。
直到八二年,我国的农业体制问题,基本上予以解决,中央解散了临时农村工作部,六十二岁的彭世祥,也提出离休,得到批准后离休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全书完)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4 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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