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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创长篇小说】“保持革命气节”的智者  下集  作者:容春

楼层直达
级别: 骑士
保持革命气节的智者(下集)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五十)     6月15日发表
刘凤姑在这个期间,一直和世祥生活在一起。前一段,由于凤姑在工作中,不注意保护自己的下半身,因此得了子宫寒症,身体健康一直不佳。所以,她生了第一胎之后,一直没能怀孕。直到五三年,刘凤姑经韦大夫的治疗恢复了健康,也才得以怀孕。她终于在五四年的五月十二日,生下了第一个男孩子,起名叫彭建树。
五三年,我国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,就要面对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时期。这时我国就开始了从民主主义社会,向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过渡的一个过渡时期。“一化三改”的政策,就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的政策。这一政策给我们国家,提出了经济建设的长期目标,这就是要求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,对农业、手工业、和资本主义工商业,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。这一政策是一项长期的工程,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完成的大工程。
五三年十二月,党中央在总结了互助合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,作出了“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”,要求在互助组的基础上,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的进程。
全国各地,从五四年的年初,就已经大力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。广西省因为解放的晚,各项工作开展的就比较晚了一些。广西直到到五五年,才从互助组的基础上,才开始了开展合作化的运动。
为了此项政策的落实,世祥书记又不辞辛苦地,带领着从各个部门中,抽调出来的干部,深入基层,调查研究。针对这项政策在落实中,可能出现的问题,进行了全面细致地调查研究。针对农民群众将要提出的各类问题,能够向农民做出完满的解释。
经调查发现,凡是建立起合作社地区的农民,主观上完全同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分子,仅占百分之十多一点;另外,有那么一部分百姓,虽然心中存在着诸多疑问,但是,出于对党中央的信任,认为只要是党中央提出的政策,都是正确的。这些盲目的赞同者,属于看形势随大流的人群。这种人约占百分之三十。
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,正式下发后,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,就变成了一股社会潮流的强势。有很大一部分人,心中虽然不赞同合作化运动。也都在当前形势的压力下,不得不痛快地加入了合作社,这样的农民大约占百分之四十之多。比较顽固地反对搞合作社的农民,大约也占百分之二十之多。
世祥书记暗暗地感觉到,从理论上看,“农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”,这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必然趋势。但是,从目前农村落后的现实来看,进行“合作化运动”的时机还不算成熟,不成熟的主要的标志如下;一是,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太低,不是一般的低,是非常的低。特别是刚刚解放了的广西,基本上还是处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低水平上。在农业生产上,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农业机械。到目前为止,农民还依靠着镐头、锄头这样一些落后的工具,进行着生产作业。极少有人是使用牛马犁地。就是用牛马犁地,这也算是很先进的生产力了。二是,在生产力的水平,还处在很低下的我国农民,他们在思想意识上,也还处在封建的、私有的小农经济的意识中。他们还是会把土地当做命根子,希望土地永远的私有。这样的农民,内心里肯定是不愿意把土地交出去,让土地变为集体所有的。所以,要求他们把生产资料—土地,进行社会主义改造。在这问题上,大部分百姓内心的想法中,肯定是不情愿的。这样看来,推进合作化的工作,肯定存在着很大阻力的。
世祥书记往深里又联想到:持有以上这种思想境界的农民,一旦加入合作社,对存有这种落后思想的群众,怎样才能发动这些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呢?世祥认为这是真正的一大难题;特别是合作社里,每天出工的农民劳力,天天都要进行评工计酬的。针对这些斤斤计较的农民,进行评工计酬的工作,肯定又是一大难题,而且,这些难题天天都会发生的,对计酬中出现的矛盾,还必须天天都要去解决。这种日常繁杂的、“很得罪人”的评工计酬工作,又能由什么样的干部来做呢?合作社的管理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,这就要求我们选拔出来的管理干部,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品德,还要具备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人。所以,合作社的管理干部,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觉悟的、有一定学识的人。这样的干部又从哪里选拔出来呢?
在这些毫无学识的农民堆里,用“矬子里拔大个”的方法,选拔出来的干部,能胜任这项工作吗?在这样落后的基础上,组建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,真的能够解放生产力,促进生产的发展吗?目前,解决以上这些问题,才是我们要解决的关键问题。
农村的这些现实情况,真的是一目了然。世祥认为,“合作化”的政策很难弄的明明白白。他又从另一方面琢磨,党中央的领导还不如我们这些基层的小干部吗?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,亲自领导下制定出的“农村社会主义改造”的政策,能出错吗?于是,世祥怀疑自己的头脑,是否出了问题,他批评自己,怎能怀疑党中央的政策呢?
不过,世祥最后认为,这项“合作化运动”的政策,即便是要进行下去的话,也是不能急于求成的。如果想要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工作,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具有耐心,要大量地进行一些宣传教育工作,尽量地作通农民的思想,让群众自愿地加入生产合作社。否则合作社成立起来,也不会管理好了的。
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,世祥书记让政府部门,包括各县政府的各部门,几乎是全部停止了一段时间的办公,让干部全部参加到有关“合作化”运动的学习班,先一步进行短期培训,让干部先一步去掌握有关“合作化”的理论。然后再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,把人员全面铺开。让办公室的这些干部,“分片包干”都来做“合作化运动”的宣传发动工作。
在深入农村之前,世祥书记要求每个人,在动员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工作中,决不能用生硬的态度,对待和处理百姓中,出现的各类落后的思想问题,坚决杜绝硬性地、强迫地、大帮哄式的动员方法。世祥书记还向所有的干部强调说:“同志们,要知道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方法,来解决百姓心中的诸多思想问题。短时间内是很难凑效的,是需要具有很大耐心的,也是需要大费时日的。”
所以,梧州地区在这项“合作化运动”的工作上,和其它地区相比较来说,工作的进展上就显得太慢了。于是,世祥书记就被列入了“小脚女人”的行列,受到了上级的多次批评,还一度受到了通报批评。对世祥本人还冠以“右倾思想严重”的帽子。也就是从这时开始,世祥书记就开始走向了霉运。
世祥书记私下里暗想,其他地区的百姓在思想意识上,不会没有梧州地区所出现的那些思想问题,对待这些落后的思想意识,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?想到这里,世祥决定,必须走出去,到别的地区“取经”,学习一下其它地区的先进经验。
世祥书记自己一身便装,不带随从,到这项工作开展的比较先进的地区,深入到一些百姓家庭里,进行了暗访。暗访的结果,使世祥书记大感失望。在这项工作上,凡是先进的地区,几乎都是用变相强迫的手段开展的。他们对那些不情愿加入合作社的落后人群,都是采用了大批判开路的方式方法。对这些群众,公开说明白了,是“想走社会主义道路?还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?”用这样的两顶大帽子来划分人群,对落后人群的思想,进行声势浩大的大批判,这种做法,实际上是对百姓的一种变相的强迫和威胁。在这种批判的威胁下,迫使每家每户,不得不通通快快地加入合作社,以免自己作为落后典型受到批判。世祥书记已经意识到,我们的思想工作,已经脱离开实事求是,左的思潮开始滋生,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已经很严重了。
   世祥书记又经过深思熟虑,他采用了另一种办法,他让每个村,都选拔出一些,在“合作化运动”中出现的积极分子典型,对这些典型采用上光荣榜,或者,通过开大会,用“披红绸、戴红花”的形式,即采用所谓表扬先进,以点带面的做法。利用先进的典型进行动员,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世祥书记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动员方法,费尽浑身解数,经过一年多的努力,与五六年总算保质保量地,完成了普及“合作化运动”的任务。
  那个时期,国家的政治运动,一个接着一个。合作化运动开展后不久,一九五七年,党中央紧接着又提出了让全国人民给党政风的运动。并提出了“百家争鸣,百花齐放”的双百政策,目的是让全国有识之士,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献计献策,围绕着一些国计民生的大事,针对各种不同的见解,进行大辩论,寻找出真理。同时,也针对我党和我国政府,在工作中出现的错误,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给我们党和政府整风。而且,要求各级组织充分发动群众,让广大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放开手脚,对党和政府工作中出现的错误问题,通过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,进行整风。
于是,一时间社会上的议论纷纷。在党的号召下,绝大多数有识之士,带着为国为民帮着党和国家整风的善意,积极地给政府和党组织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。凡是提出了宝贵意见的这些人,几乎都是一些有识之士,或者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,或者是一些有一定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的干部和骨干群众。那些大老粗和无学识的基本群众中,能够提出有分量意见的人,实际上是寥寥无几的。
提意见的这些人,针对我党内的一些官僚主义、教条主义错误,和一些“左”的政策制度,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。有的人“恨铁不成钢”,提出的意见,在言辞上就比较尖锐,有的也比较尖苛了一些。出现这种情况,应该说也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未完待续。
级别: 管理员
只看该作者 沙发   发表于: 06-16
回 楼主(彭作满) 的帖子
老大哥辛苦了,您为了丰富网站内容,撰写多部《原创小说》,您受累了。端午节之际,恭祝您和家人快乐、幸福、安康!谢谢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级别: 管理员
只看该作者 板凳   发表于: 06-16
回 楼主(彭作满) 的帖子
        彭学长辛苦了。祝您及阖家幸福安康!
级别: 骑士
只看该作者 地板   发表于: 06-17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五十一)    6月17日发表发表
当然了,也不乏有人说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。出现这些攻击性言论,本来是极少数人干的,是很容易处理和解决的,是不必要大惊小怪的。还有一部分人,虽然也都是善意地给党提出些批评意见,因为提意见的时候,言语上的不严密,说了一些过头的语言,这种情况应该说也都是很正常的现象,
但是,毛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,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错误的认识和估计,把其中极个别的、某些人的攻击性言论,进行了夸大的估计。同时,也把一些人的过头语言,加以上纲上线。认为这些过头的语言,也都是右派分子,借机向党进攻的罪证。进而把这一些善意的批评意见,也都当做是资产阶级“右派”,向党进攻的罪证了。
针对当时的形势,毛主席的结论是:“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,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,特别是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,还是相当严重的。”于是,把这些批评意见,都定义为尖锐的阶级斗争,把提这些意见的人,也都当做了阶级敌人。
本来轰轰烈烈动员起来的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,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给党组织提意见的运动,是我们党中央倡导并发动起来的。针对这些提意见的干部群众,应该是本着: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。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”的。
但是,由于毛主席对形势错误的估计,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,党中央毛主席,向全党、全国人民发出了错误的号召:即“在全国范围内,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,向党进行的猖狂进攻。”于是,反右斗争开始了。在这强大的反右斗争中,首先是,严重地打击了党内党外的一些有知识、有经验、有文化、有才干的干部和知识分子,更严重地打击了,各民主党派的、很有见解的一些民主人士。于是,我们的党中央失信于全国百姓了,党的威望受到了重大的损害。
开初,反右的斗争还比较理智。但是,随着群众中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”深入的开展,反右斗争的左倾扩大化,越来越严重。甚至作为上级部门,还给下级部门下发了空头的“右派”分子的指标,一些单位按指标来抓出“右派”,这种做法,无形中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。于是,凡是提意见的人都如履薄冰,提心吊胆地坐立不安了。后来的反右斗争,甚至开始进行了株连,首先株连的是“右派分子”的家族,紧接着他的亲密同志和朋友也受到了株连。五七年至五八年的两年中,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,就多达55万多人,受到株连挨整的人数就无法统计了。特别是这些被划为右派分子人群,没有了政治地位,待遇也降到了极低,挨整的状况也是很惨的,生活上的凄惨的处境,就更无法形容了。从此,“反右斗争”就像早春的寒潮一样,袭击着祖国大地。
一向做事“实事求是”的世祥一家,运动开始不久,就遭遇到了这场“反右斗争”的灾难。世祥的岳父刘建志教授,本是很称职的,一向也是很受尊敬的一位党员教授。他自己认为:作为党员,应该积极地听从党的号召,应当带头来帮助党组织整风。于是,就在上级发动的、动员人们积极地进行“鸣、放”的时候,刘教授才向组织,提出了一些衷肯的意见,提的意见中说:“我们学校的政治活动有一点过多。一些政治活动,经常地冲击着我校正常的教学时间和教学业务。因为频繁地政治运动,就出现了这么一些学生,整天地热衷于政治运动,而忽视了自己的学业。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学生,学习成绩大幅度下滑。每次的考试成绩,许多的同学身上,都出现了不及格。其中有好些同学,甚至出现了多门的不及格。对这种现象,学校不但不积极地作出处理,反而还鼓励学生继续大搞政治运动,这些学生因此经常缺课,经常不参加课堂的听讲。针对学校的这种情况,我认为:应该适当地减少一些政治活动;而且,一些政治活动,也应该放在业余时间内进行。学校也不应该把这些不及格的学生,当作骨干加以重用。这种忽视教学质量的做法是不正确的,应该改正。我们应当给祖国、给社会,培养出大量合格的人才,决不允许培养出一些,严重地缺乏科学知识的学生出来。”
在当时国内的政治风气是,学校的学生们,为了搞一些政治活动,是可以冲击学校正常教学业务的。因此,学生们的学习成绩不及格的现象,也成了很普遍的正常现象。
反右斗争之前,教育部门,甚至包括国家的媒体,在教育的大方向问题上,即关于是走“红专”道路,还是走“白专“道路的问题上,就已经争论得相当激烈了。反右斗争开始不久,走“红专”道路的提法,就占据了绝对优势。
所谓走“红专”的道路,其强调的重点是“红”字,关于学习成绩方面的这个“专”字,只是当做了一个陪衬,是被忽视掉了的。学习成绩下滑的现象,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。在教育方面,这种轻视教学质量的现象,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。
在这“左”的思潮下,刘教授的意见不但没得到支持,还受到了由所谓强调走“红专”道路的领导及学生们的批判。刘教授的意见一出现,就被这些学生中的,所谓走红专道路的“积极分子”们的上纲上线,对刘教授进行了大肆批判和污陷。说:“刘教授是一位提倡走“白专”道路的代表。说刘教授的目的,就是想培养一些资产阶级接班人”等等。强行给刘教授加上了一些不成立的罪名。
刘教授所在的广西师院,又接到上级下达的,抓“右派”分子的指标,于是刘教授就被打入“右派”份子的行列里去了。
幸亏刘教授年龄已经六十岁,到了退休的年龄。又由于自身受到了批判,精神上受到了激烈地刺激,血压急遽升高而中风得病,刘教授不得不住院治病了。到这时,刘教授只能按时退休在家里养病了,这也避免了所谓大批判的“惩罚”。
就在这一时期,对这一场所谓非常严肃的反右斗争面前,是要检验每个领导干部态度的,如果看不清这种形势,不积极地去参与这场反右斗争,那么,你就要被彻底淘汰的。彭世祥书记的原则性极强,他从不为了自己的乌纱帽,去看什么风向,去趋赶什么潮流的。反而,他认为当前的这种反右斗争,是一种极左的夸大化错误。另外,他对于当前,把一些工作积极、有正义感的人士,而且还都是一些敢于提意见的有识之士,被打成右派,确实感到于心不忍。彭世祥毅然决然地,对一些同志的鸣放言论,进行了辩护,对这些同志进行了适当的保护。
而这些同志的言论,在当时,恰恰是被看成“右派”言论的。彭世祥的这一做法,明显地是触犯了当前反右斗争的锋芒。彭世祥身边一些别有用心的、投机的小人,乘机给上级打了小报告,最后,经上级“查证”,就认定了彭世祥在这次严肃的反右斗争中,是一个具有“右倾”思想严重的领导干部。最后,就以他在反右斗争中,对运动领导得极为不力为由,给了他严厉的处分,彻底撤消了他的地委书记职务。从此他就从地区领导的岗位上彻底地被撤掉了,侥幸还没有把他错化成右派分子。
就在当月,按上级指示彭世祥被送进党校,让他参加学习,去接受教育和改造。直到当年的年底学习结束后,在彭世祥自己主动地要求下,被分配到蒙山县去了,彭世祥是奔着张志徳这县委书记去的。
张志德见到世祥后,俩人都很高兴,现在,俩人不过是调换了一下位置,世祥原是志徳的上级,现在反过来是志德领导着世祥书记,事项书记反而成了志徳的下属了。根据县委和世祥本人的意见,彭世祥被分配到黄家川乡,担任乡党委副书记去了。
蒙山县县委书记张志德。在独立师的工作期间,曾经负责情报处的情报收集和联络工作。因工作成绩优秀立过大功,后来被提升为中校处长,很有领导才能。不幸的是,在清剿土匪的战斗中受过枪伤,子弹穿过右胸,险些丧命。因抢救及时,住院一年多,才捡回一条命。伤好出院后,又进党校学习。党校毕业后,他的意愿,还是回到彭世祥书记的手下工作。在他自己主动的要求下,被分配到了梧州地区。开始,彭世祥书记安排志德在地区的组织部门,以副处长的身份工作了一段时间。
蒙山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艰苦,经济也比较落后,这蒙山县境内的大瑶山地区,还活动着一些散匪,这地方的治安没有跟上,还经常发生一些盗窃、抢劫、强奸等刑事案件。凡是犯了错误的干部,一般地都被分配到这里来的,这地方成了犯错误干部的流放地了。所以,一般的人都不愿意到这地方来当干部。这地方确实需要一名得力的干部来解决难题,考虑到以上原因,经张志德本人同意,张志德就被安排到了蒙山县任县委书记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五十二)  
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,还流行有一种错误的理论,这理论是这样说的:只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,能够加速提前完成全民所有制的改造,这就标志着社会主义进程,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了,就标志着我们的革命进程,已经走到了共产主义的大门口了。进而,就会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了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,于是,就把一化三改的艰巨工程,进行了人为地加速了。
全国的合作化运动,刚刚完成了不长的时间。成立不久的农业合作社,还没有很好地得到巩固呢。党中央就又发出了号召,要求全国农村,都要以乡为单位,成立人民公社。在党中央的号召下,全国农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,就全部都成立了人民公社。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,彭世祥就当了公社的党委付书记了。
在这“左”的思潮支配下,政府某些领导,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也考虑到,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高,行动迅速统一,便于调动。政府又不切实际地,提出了一切都向解放军学习的思想。对公社提出了“组织军事化,行动战斗化,生活集体化”的要求,想把公社变成一个准军事实体。就这样在当时的公社里,一度停止了各个家庭的灶火,实施了所谓集体食堂,让每个家庭的农民,像军队一样的生活,像军队一样也都吃大锅饭。这种做法,严重地扰乱了农民的生活秩序,损伤了农民的意愿,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。虽然,公社的这种极左的军事化的生活方式,后来得到了及时的纠正,其负面影响还是极坏的。
国民经建设的另一方面,从五五年开始,毛主席就感到,中华人民共和国,她在世界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。而从生产力的角度上看,却是很落后很落后的一个弱小国家。我国的生产力水平,处于这种落后状态,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,是很不相称的。对此,毛主席的心情很不平静。毛主席在很多场合上的讲话中,多次都特别强调了,必须提高我们国家生产力的水平,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建设的“速度”搞上去。要求全国人民一定要在短期内,改变生产力低下和生产速度迟缓的状态。毛主席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想法,经过党中央长期酝酿,终于在五八年的年初,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,向全国人民发出了: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。
通过后来的实践证明,这个总路线的提法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的,因为它强调的重点核心,是一个“多”字和“快”字,其中对“好和省”这两字的提法,不过只是一个陪衬。而且,总路线的这一提法中,最重要的方面,却是忽略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,还需要严密的“科学性”,总路线对科学俩字却从没提到,在学习材料里和宣传的口径里,也从没提到有关科学性的内容,明显的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科学性,以至于后来的很多政策和口号,都严重都缺乏科学性。
在总路线的号召下,五八年全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活跃,党中央又发出了“要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”的目标。为了赶超英、美等帝国主义国家,毅然决然地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“大跃进”的口号。提出的这些政策和口号,主观意愿都是好的,就是严重地丧失了它的科学性。
譬如,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,粮食的产量占有很重要的位置。对于农业,毛主席又片面地强调了粮食在农业中的地位,提出了农业要“以粮为纲”的提法。又在这“人有多大胆,地就有多大产”的思想指导下,对粮食的单产,提出了过高的指标要求。当时,全国粮食每亩产量,在只有五百斤左右的基础上,要求把粮食的单产翻番,亩产要求达到“千斤”以上。有些地方的地方政府,甚至提出要亩产达到二、三千斤以上。
在这股吹牛风、浮夸风的影响下,有些地方为了放“卫星”出高产,他们在种植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、完全是违反农业科学地措施。一些“胆大”的人,在种植上,不经任何科学上的实验,就敢于大胆地、进行了过量的施肥和过度的密植,使粮食生产大面积的受害,产量大幅度地减产,农业上受到了极大的危害和损失。
在这吹牛风浮夸风的影响下,有些生产队的干部,为了虚假的荣誉,甚至不惜弄虚作假,把已经成熟了的稻子的稻棵,人为地、大量地、整棵地移到一起,排列起来,把这一假象却在对外的宣传的口径上,说成是采取密植种植出来的高产。这一假象,在外观上稻棵密集的程度相当惊人,稻穗上可以铺上席子,多名孩童是可以到上面去站着、坐着的。对这种非常明显的、弄虚作假的做法,一些媒体不但不进行揭发批评,还在一些报纸、画报上,给予鼓励性地登载、报道了出来。公开地为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了推波助澜,起到大力支持的作用。
在工业方面,党中央也是片面地提出:工业要“以钢为纲”。错误地认为我国工业所以滞后,拖工业后腿的重要方面,就是钢铁产量太低。认为只要把钢铁的产量搞上去,工业就会飞跃发展起来的。在大跃进的思想指导下,公然提出:我国钢铁的产量也要放“卫星”。当时,全国钢铁的年产量,在五百四十万吨左右的基础上,政府却不切合实际地毅然提出了:让全国人民动员起来,都要参与大炼钢铁,要在一年内,要把钢铁产量翻番的指标要求。
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来,要达到这么高的单产产量,条件是极不充分的。如我国的铁矿石等原料的来源,以及炼钢用的焦煤来源等等,都是远远不足的;特别是大炼钢铁的设备和技术人才等等,更是不具备的;这些困难条件,又不能在短期内,就能够解决的困难。在这些困难面前,政府不是冷静地对待这些问题,而又非科学地提出:虽然我们大炼钢铁的条件虽然很不充分,也要全民动员,鼓足干劲,克服重重困难,去创造条件,土法上马也要进行大炼钢铁,力争钢铁产量翻番。
有点科学常识的人们,都明显地看出,这种做法是错误的,这个指标是完不成的。但是,在“左”倾思想的指导下,这官僚主义的炼钢指标,依旧还是给各个地区硬性地下达下去了。为了完成炼钢指标,各行各业都抽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,去参加大炼钢铁。这种做法也给其他行业的生产,造成了严重的冲击。
各地为了完成大炼钢铁的指标任务,有的人家,把自己家庭里的一些还能用的钢铁器具,甚至有的连做饭用的铁锅等,也都砸碎,拿出去炼钢铁充数去了。
各地到处都是冒着黑烟的土炉,用这些不合乎炼钢条件的土炉,在进行着大炼钢铁;使用了大量的、不能用于炼钢的、品位极低的铁矿石,而且这些铁矿石不经选矿程序,砸碎后直接投入烘炉;没有焦煤就用木柴、褐煤、劣质煤进行炼钢。用这些土炉炼出来的钢铁,全部都是废铁废钢,或者是些劣质钢铁。对这些废钢铁,也都当做合格的钢铁产量上报充数。给国家造成物资财富上极大的浪费和损失。
彭世祥对公社要求说:我是一名被下放锻炼的干部,是不需要我来坐办公室的。我就准备去黄竹大队进行长期锻炼了,一般来说,没有什么事儿,我就不回公社来了。
黄竹大队,这地方的自然条件较差,社会治安也很差,还经常发生一些匪患。社员们的思想也很混乱,农业生产也始终搞不上去。公社领导感到这个大队的工作,最使人头痛。社员希望来个有能力的干部,到这个大队里来插队蹲点,改变一下这个大队的落后面貌。世祥的要求正好解决了公社的这一困难。
彭世祥主动要求到黄竹大队来,还有另外的原因的。黄固师长的祖籍,原来就是这个大队三家谷的人,因为这地方生活条件恶劣,黄师长的祖父,才搬往横县,投奔岳父家去了,从此,黄氏家族从黄师长的祖父开始,他这一枝就在横县扎根了。
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,这地方的百姓中,有些年轻人就到处去求老乡熟人,想尽一切方法找门路,想到黄固的独立师里来参军,以便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。现在,这里有七、八家,是从独立师里复原回来的退伍兵,其中有四名还是中共党员,在独立师的时候,他们几乎都是师部卫队的卫兵,一名叫韩大川的,他还是卫队的一名排长。在部队时就和世祥非常熟悉。
黄竹大队里,到现在还有黄固师长家族的十几户本家,黄固师长和这地方的本家,一直还保持有联系。世祥在土改时,曾经来这里参加过土改运动,彭世祥在土改的这段时间内,和他们这些人家,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。这些人家也都盛情邀请世祥来这里插队。大队长黄来福,就是黄师长五服内的侄子,对世祥也比较熟悉,是他直接去公社,把世祥接过来的。
到了黄竹大队,世祥发现,这地方因缺医少药,当地的百姓有不少生病的,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发展。彭世祥来到这里后第一件事儿,就是把远在南宁,已经退休在家的韦兴义大夫,给邀请到这里来了。彭世祥借用了蒙山县委书记张志徳的吉普车,亲自去南宁,把韦兴义大夫接来的。韦兴义趁着身体还很健康,也想出来走走看看。接到世祥的邀请后,就把儿孙们留在南宁,领着老伴就来到了黄家川公社,直接住到了黄竹大队。这地方在搞农业上,条件确实较差,但是作为一个地理环境来看,这地方山水好,风景却是很优美的。韦兴义大夫很喜欢这地方,于是就在这里暂时定居了。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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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该作者 4楼  发表于: 06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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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该作者 5楼  发表于: 06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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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五十三)   6月18日发表
经韦大夫调查发现,这地方流行着一种不常见的地方病,患者病后,胳臂、腿出现了类似麻痹的症状,如果不治疗,时间一长就会残废了的。得了这种病,生活上基本上是不能自理的。韦兴义曾经遇到过这种病,对这种病已经有了很丰富的治疗经验,经他的努力,花了大半年的时间,治好了几十名轻重不一的这种患者。对这种病的蔓延和发展,也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。从此这种地方病的传染,得到了遏制。韦大夫为当地确实做出了大贡献。
彭世祥做的第二件事,就是对这个大队的社会治安问题,开始进行治理。由于社会治安较差,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秩序;影响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。公社里的公安派出所,包括所长在内,只有五名公安人员,照顾不到各小队的治安问题,他们本人的工作水平又太低,不知怎么来开展工作。又在这治安很差的条件下,公安派出所,形同虚设。所以公安工作就没有什么作为。
彭世祥建议大队,成立起了由十二人组成的民兵队伍。并建议,这支民兵的队长由韩大川担任。彭世祥让大队,把退伍兵都收拢到民兵队伍里来了。他要求这支民兵队伍,在不脱离开生产的同时,定期地进行军训。世祥要求这支民兵队伍,在最短的期限内,严厉地打击一下地方上的歪风邪气,把一些行为不正的人员,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二流子及几个“穷无赖”,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,强行集中到民兵队部来,进行了严肃地教育。对其中犯有偷、摸、拿、抢罪行的人,经公安部门同意后,在队里实行监督劳动。这样以来,就严肃了法纪,狠狠地打击了生产大队内的不正之风。
彭世祥已经注意到,大队里以前发生的几起,入户抢劫、强奸等案件,彭世祥对这几起案件经分析认为,很可能都是由内部社员,勾结外部散匪作的案子。对这几起影响较严重的案件,也要在短期内把这案子破了,生产大队的工作才能开展起来。
黄竹大队的党组织,力量也很薄弱,整个大队的区域面积,虽然很辽阔,但是人口较少,只有五个小队。这五个小队,一共才三百来户人家,一千五百多人口。其中一共才十三名党员,他们的组织生活也很少开展。
世祥首先和大队的支书黄来才,到各个小队去,找到这些党员,分别秘密地进行了个别谈话,让每个党员都谈一谈大队里的社会治安问题,同时,让党员对每一户社员人家,进行了一一地分析排查,让每一个党员,必须都要说出社员中可疑的人家和可疑的人员。彭世祥把每个党员的分析,和反映出的意见都归纳起来,经反复核查考证,从中共找出六户可疑的人家。
彭世祥又亲自安排了韩大川队长,让他带领着民兵里的几名党员,对这六户可疑的人家,进行细致地探查,结果一举破获了大队里发生的这几起案件,找出了犯罪分子。然后,由队里民兵和公安结合,直接查找到外部的散匪,并予以逮捕,送交到司法机关依法惩办,从此震慑了犯罪分子。社会治安得到了明显的好转,大队的正气开始上升,邪风得到了镇压和惩治。
世祥来到黄竹大队之初,在自己主动的要求下,就被大队安排在最落后的三家谷小队里了,这三家谷小队,是黄竹大队最落后的典型队,这地方就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来说,也较其他小队差,农业生产一直搞不上去。彭世祥决心从三家谷小队抓起,打开黄竹大队生产落后的局面。
彭世祥住到一个五保户的家里,这家主人的名字叫韦丗昌。一般地说来,五保户家都是无儿无女的,家里都比较肃静。韦世昌家有闲屋,所以才可能把彭世祥安排到这里的。
大队长向彭世祥介绍说:“韦世昌今年五十八岁,他自己是一个瞎子,有一个老伴儿叫韦苏氏,比他小两岁。早年生过一个女儿,女儿很小就因病去世了。韦世昌家离其他人家也远了一些,老两口子性格上也挺孤僻,和村上的人轻易地不互相往来,外人也轻易地不到他家做客。
据当地老人讲,太平天国起义之前,韦世昌的太爷,就已经是这三家谷的老住户了,当时的三家谷只有三户人家,有姓黄的、姓韩的、和姓韦的三家,三家谷名字的由来就是这么来的。据说,韦世昌太爷的家里也很穷,年轻时他去参加了太平天国起义,不几年就退役回来了。看来他“挣了”很多钱,回来后,首先就在离村二里多远的山下,新建了现在这个四间瓦房,又买了大片土地,依靠出租土地生活。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土改。土改的当时,他家的成分,虽然被划为小地主,因韦世昌是一个瞎子,生活上也是勉强过得去的人家;他没欺负过村民,村民也就没有斗争他。村里只是把他的土地分了,还得给他种着留给他自己的那块土地,以便养活着他家。
现在的三家谷,已经发展到四十来户人家了,韦氏家族到韦世昌这代,已经是第四代了。这家连续四辈的主人,每一辈的主人都只生了一个儿子。不知为什么,儿子长大娶妻后不久,主人就得了一种病,病后眼睛就瞎了。到了世昌这一辈,韦世昌的妻子韦苏氏,只生过一个女儿。她生下孩子后,就得了一种不知是什么名字的病,不但不能继续生育了,自己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,看来到韦世昌这一辈就要绝户了。由于韦世昌是个瞎子,又要长期给妻子治病,韦世昌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。现在就变成了五保户。
由于韦大夫来到后,把韦世昌的妻子韦苏氏的病治好了,韦世昌两口子高兴极了。他更感激彭世祥,认为是由彭世祥的努力,才请来韦兴义大夫治好了妻子病的。
由于这两项工作,都涉及百姓的切身利益,而且成绩突出,彭世祥来大队不久就得到了社员的信任和尊重,树立起了他自己的威信。队里的干部,也都非常乐意听从彭世祥的意见。
彭世祥发现这地方,农业生产所以搞不上去,除自然条件差是一方面原因外,另一个原因就是社员的积极性没有发动起来。生产队的管理跟不上去,才拖了生产的后腿。世祥看到这种情况,他决心要彻底解决一下三家谷小队的问题,改变一下小队的落后面貌。
这地方肥沃的土地较少,大约一半的土地,腐殖土层较薄,在这些土地里要想长好庄稼,必须大量施用农家底肥,他对每块土地的情况,进行了细致地调查掌握后,就向社员下达了大量施肥的号召,为了保质保量的施肥,彭世祥临时采用了分片包干的方法,每户社员都承包了一定数量的土地,还同时给他们下达了施肥数量。为了施肥,彭世祥号召每家养猪、养牛、养鸡、养鸭,根据各自的情况,来选择所养的禽畜。用这些禽畜的粪便进行施肥。他还要求一些农户,对各种秸秆和青草植物,割来后挖坑土埋进行发酵后,也可以当作农家肥使用的。
在五八年的年初,小队年初就开始动员社员,大量施肥改良土地,小队迅速地就掀起了施肥的热潮。为了当季作物的丰收,彭世祥要求社员,对这有限的肥料不要在土地上大面积铺洒,要先在植物的根部近处,集中施肥,使肥料能对当季作物当季受益。这地方一年两季庄稼,结果当年的夏收庄稼,得到了丰收。这个小队的粮食产量一跃上了大队的头名。
就这一项改良土地的活动,可把彭世祥累坏了。问题的关键,是生产队的生产活动,采用了大帮哄的方法。为了计酬上的方便平稳,采用了平均主义管理模式,社员们多劳并不多得,这样就促使一大部分社员耍奸使巧,出工不出力,影响了整个社员的劳动积极性。要想劳动有高效率,就得全靠带头人的以身作则了,否则便会出现磨洋工的现象了。合作社的优点并没有体现出来。
因为世祥的原则性极强,在农业上,他要求生产队说:“我们搞生产活动的,绝不允许吹牛,绝不能违反科学的胡来。”这支生产队,虽然在农业生产上得到了丰收,却和放出“卫星”的生产队相比较,差距太大。在公社生产成绩的排行榜上,样样指标都排在了最后面。在当时的竞赛活动中,屡屡地落在了后面。
彭世祥安慰生产队的群众说:“竞赛活动我们虽然处在最后,我们就要从这里面吸取些教训努力赶上去,对落后数字不要太在意了。我们不管任何时候,对上级下达的任务,我们都要积极地去完成。在任务面前,我们是不能讲“价钱”的。不过在对待实际的生产成绩上,我们可是决不能吹牛的,也绝不能上报虚假的数字,来欺骗上级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就是完不成高指标,在心理上,我们也不会感到愧疚的。”
彭世祥虽然积极地去努力工作,还是获得了“小脚女人”的称号,屡屡地被当做“落后典型”受到了批判。但是,他毅然地承担了全部责任,保护了生产队的队长。未完待续的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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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五十四)   6月19 日发表
挨了批评的彭世祥,到了这个时候,也没有觉察出党中央在政策方面出现了偏差,还认为自己确实是思想上右倾。因自己思想上的右倾保守,所以才会成绩落后。也就是自己对形势认识不上去,是自己发动群众不够造成的,挨了批评和处分是应该的。几次地检讨书他都是,按着这条路子写的。
对自己现实的思想状况,世祥反省了很久,最后下了决心,认为自己还是应该走出去,向先进的社、队,“取经”学习。虽然自己所在的公社内,有几个其他干部承包蹲点的、“先进”的生产队,但是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看来,浮夸、吹牛、虚假的内容太多,他们的这些经验是不足以校法的。在对待这些问题上,他和公社一些干部的意见相左,互相之间还闹得挺僵。因自己的处境不佳,自己还是忍耐下去,没有过多的纠缠。
彭世祥找了点借口,向公社请了长假,自己自费,按着报纸上报道的先进地区,到这些地方进行了私访。亲自到现场进行了考察。这次的私访和考察,使世祥大吃一惊。所谓的先进经验,也不外乎是黄家川公社几个队里的,那些吹牛以及弄虚作假的伎俩。他先后走了几个地方,几乎都是一样。只要现场一走一看,就会一目了然的了。
对这些考察来的情况,世祥静静地自问,难道这些地方的领导都是瞎子、聋子吗?这地方的上级领导,对这些吹牛皮、以及明目张胆的弄虚作假等,为什么看不见呢?对这种状况,世祥陷入了深深地困惑之中去了。
久经考验的世祥,不但原则性极强,也是具有很高策略的一位领导干部。他自己经过深思后终于明白了,自己霉运的源头,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,实际上,自己受到的这些处分,是当前“左”倾错误政策所给造成的。现在,他已经明知当前的形势,是在这种“左”倾思潮的笼罩之下的。今后的工作,应该怎么去做呢?世祥在困境中,作着极其艰难地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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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说世祥的妻子凤姑。她在世祥进党校学习和下放期间,两人已经有一年多基本上是见不着面的。凤姑在梧州,只能领着儿子单独生活。世祥在工作上的遭遇,直接影响了凤姑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,政治上受了处分的干部家属,会受到社会的孤立,也会受到周边同志们的歧视。这种处境下,凤姑的心情是相当忧郁的,她很希望得到同志们的谅解和接纳。
就在这种处境下,凤姑所在的卫生处党总支书记李显荣,对凤姑却表示了极大的关怀。李显荣这人,是一个在生活作风上,很腐败的一个领导。他经常利用权势,暗中勾引漂亮女子进行玩弄,手法很机密巧妙。对他来说,在生活上虽然有一些奢靡方面的舆论,但是始终还没有暴露过。
进入五八年,虚岁三十九岁的凤姑,身体更加丰满,是一位非常俊俏的美妇人,凤姑现在的姿色,比起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毫不逊色,再加上她经常随口唱的那些动听的歌声,显得却更加迷人。李显荣对凤姑的姿色,早就垂涎三尺了,总想着要把凤姑猎取到手。因为凤姑的丈夫是地委书记,借给他一个胆子,他也是轻易地不敢对凤姑动这心思的了。当他听说了世祥书记挨了处分被撤了职的情况之后,认为这是一个可乘之机。于是,他对凤姑的淫欲之心,就急剧地膨胀起来。他暗中就立即制定了猎取凤姑的诡计。
李显荣也知道,凤姑对世祥怀有很深的感情。自己要把凤姑搞到手,第一条计谋就是疏远凤姑对世祥的感情。李显荣也清楚,离间凤姑夫妇俩的感情,再来拉近凤姑和自己的感情。这种事儿是不能着急的,必须用小火慢攻,要有耐心。必须要抓住凤姑的弱点,进行慢慢地“工作”。
一般来说,女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和丈夫,都是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。特别是,对孩子今后的前途,这对女人来说更是高于一切的。凡是被打成地富反坏右的干部家属,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前途着想,确实有的女人和自己丈夫离了婚,造成了很多的人间悲剧。
李显荣这个人面兽心的书记,就是想从这方面打开凤姑思想上的缺口,进行离间世祥和凤姑夫妇的工作。
就在凤姑亟需领导关怀的时候,李显荣就假惺惺地开始接近凤姑了。李显荣对凤姑的生活表示了莫大的关心,经常地给凤姑解决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“困难”,也经常和凤姑闲聊,从思想上对凤姑去进行“安慰”。把自己和凤姑之间的感情逐渐拉近了。
转过年头到了五九年,李显荣看到自己和凤姑的感情,已经很接近了的时候,就开始向凤姑做离间工作了。他开始经常地向凤姑说一些,有关这阶级斗争为主的当前社会现象。对地富反坏右家属子弟们,当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,被他描述的是非常的困难和悲惨。让人最担心地事情,就是孩子的前途问题。他还重点例举了这些人家的孩子,所受到的社会歧视。特别强调了,这些人家的孩子,在入学、入党、参军、提干等等,都失去了应该享受的待遇,他特别重点地介绍说:“这些人家,为了解除孩子当前所受的歧视,也为了孩子将来的前途,有的人就下了决心,和自己的丈夫‘划清界限’,不得不选择了离婚,......,等等。”
凤姑虽然也都知道这些情况,但是却不同意李显荣说的需要离婚的结论。凤姑对李显荣的说法,也不去反驳,只是听之任之。不过今后在自己的孩子身上,怎么解决这种受歧视的问题,也是很犯难的大难题,确实也是自己最大担心的问题。
凤姑的沉默,使李显荣产生了误解。他误认为,在离婚问题上,凤姑出现了动摇。认为自己勾引凤姑的行动,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
凤姑的性格坦荡率直,开始,凤姑并没有看出李显荣龌龊心理。当然了,李显荣也并不清楚,世祥和凤姑的感情基础到底有多么地牢固。
那个时期,政府各部门的干部,轮换着下乡劳动锻炼,以及下乡访贫问苦,为广大的农民解决困难等活动很频繁,对凤姑来说,孩子就成了她工作上的累赘。
一次,妹妹刘青莲搭乘方便车来凤姑家串门,青莲和丈夫都是一名音乐教员,丈夫名叫顾秋光,夫妇俩人感情很好,都在桂林市某中学任教,生活上过得也很充裕。俩人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,大的是闺女,名叫顾筱兰刚六岁;儿子名叫顾筱竹也已经四岁了,筱兰兄妹还都没有上小学。
凤姑向妹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,得到了妹妹的同情。凤姑为了自己的儿子,灵机一动,认为把孩子送给妹妹,这是保证儿子命运的最好方法。于是,她一咬牙就下定了决心,把自己刚满五岁的儿子彭建树,也托付给了妹妹了。凤姑让妹妹把建树领去作她的大儿子,还让妹妹把建树改名换姓,按着筱兰姐弟名字的排列顺序,起名叫顾筱松。青莲也没有犹豫,毅然接受了建树这个孩子,把他领回到桂林来了。
青莲的家,离父亲刘建志的家也很近,不过几十米的距离。领回建树之后,因青莲夫妇都上班,没有时间照顾年幼的孩子,自己的俩孩子,平时白天只能让母亲郭金花给照顾着,晚上回来再接回家。筱松来到之后也只能由母亲照顾了。
刘教授挨了批判,身体出现病残后,学校还裁减了他的工资数额。由于治病及家庭收入的减少,迫使正在上高中学习的儿子志坚和小女儿志慧,也都参加了工作,各自都当了一名工人。刘教授的身体在生活上还能够自理,建树的到来,家里增加一个小孩,增加了不少的乐趣儿。从此以后,凤姑就轻手利脚再没了累赘,过起了真正的独身生活了。
青莲为了给建树改名及落户口,走了老熟人刘景武的后门。原独立师的刘景武,在独立师里是一名中校。他被组织看中,从独立师里抽调出来,分配到桂林,被任命为桂林市公安局副局长,现在提升为局长了。
青莲把世祥的境况向景武做了介绍,也把凤姑的委托进行了诉说,得到了景武的同情,由景武帮助给建树办理了落户手续。
李显荣和凤姑的感情,也开始渐渐地拉近。李书记就开始了为自己的淫欲行为创造机会,想法来造成和凤姑身体“无意”的接触,这是勾引女人所必须的试探。
一次酒后,他利用和凤姑接触的一瞬间,李书记的一只手就伸向凤姑的臀部抓摸。对李书记这突然的下流动作,和他这龌龊的意图,凤姑并没有警觉。只认为这可能是李书记的身体,站立不稳所造成的,自己及时的躲开就算拉倒了。凤姑并没有想到,这是李书记来勾引自己,所进行的试探。又一次,李书记假装酒醉后,让凤姑搀扶着回他自己的宿舍,进到宿舍之后,李书记假装酒醉,就倒在凤姑的怀里了,他倒下的同时,一只手就伸向了凤姑的前胸,去抓摸凤姑的乳房。凤姑好不容易地把李书记推开了。到了这时,凤姑才开始警觉起来。李书记怎么会摸向女人的前胸呢?他这是偶然的无意,还是故意的无耻行为?凤姑明显地感到,这是李显荣故意的下流动作。于是,凤姑提醒自己,要时刻地警惕他了。凤姑清楚,这种招数,都是好色男子勾引女人的一个试探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五十五)
几次的试探,李显荣都是利用酒后干的,凤姑对李显荣的这些试探,因李书记这种下流的故意,还不算十分明朗,凤姑也只能不去发火,也没有必要大喊大叫。对凤姑的这种“温顺”,李显荣就认为凤姑软弱可欺,就有点放心大胆了。他得寸进尺,为满足自己的色欲,就想再加快点勾引速度了。
又一次,他以让凤姑看文件为由,把凤姑叫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,让凤姑来和自己一起看一份文件。书记的办公室里,为了自己的午休,也安有一张床。
在看文件时,俩人的脑袋挨得很近,李显荣顺手就把凤姑搂过去,很麻溜地就对凤姑吻了一下,吻完后,他的胳臂还继续揽着凤姑不撒手。李显荣这突然地举动,凤姑是来不及防备被他吻了一口的。凤姑这人并不是软弱可欺的女子,凤姑感觉到受到了极大地侮辱。她立即恼怒的呵斥道:“你作为书记怎么可以耍流氓呢?”凤姑一面呵斥着一面开始撕巴挣脱。李显荣一只手继续揽抱着凤姑,一面还继续说着一些肉麻的疯话:“凤姑,我真的很喜欢你,我是多么地爱你、想你啊,你丈夫受了这么严重的处分,给你造成了多大的困难啊!你不能再和他维持婚姻关系了。你丈夫的处分,会给你和你儿子带来灾难的,你离婚吧。现在你就做我的情人,我会对你好,会照顾你娘俩的。”
听他说完这些话之后,凤姑的心里,完全清楚了李显荣肮脏的心理。你李显荣,就是一个乘人之危的卑鄙的小人,想用威胁和利诱来勾引我自己,妄想满足你想要做的这苟且之事儿,真的是痴心妄想。凤姑心里的怒火不打一处来,气得她抽出一只手,顺手就给了李显荣,一记响亮的耳光,然后,挣脱出他的搂抱,夺门而出跑掉了。
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臭、很丑,作为女人也羞于出口,再加上自己的处境不佳,李显荣还是一位处级的“高官”。而且,李显荣他还有一伙势力,实力不弱,弄得不好自己会声名狼藉。所以事后,凤姑虽然异常气愤,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后,着实地痛哭了一阵。冷静下来之后,还是忍气吞声拉到了。
李显荣曾经几次对别的女人,进行过武力搂抱,他对那些女人,一面搂抱还一面进行威胁利诱。那几个女人,一方面都惧于他的淫威;也都知道,在他的管辖之下,得罪了他,准会穿上他给的“小鞋”;另一方面,又顾及到自己的颜面,都不敢大喊大叫。况且,作为女人,也都没有李显荣那么大的力气。所以,都没能挣脱出他的搂抱,被他一一得手。这些懦弱的女人,虽受了侮辱,却又不敢去告发,所以,只能忍受着屈辱被他玩弄了。如果上告,人们也都知道,凡是这种民告官的事儿,是很难打赢官司的,弄不好还会毁坏自己的名声,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。
这次,李显荣觉得很奇怪,凤姑怎么会这么利索地挣脱出自己的拥抱来了呢?凤姑是一个练过武术的人,而且至今还每天坚持练武,对凤姑练武的情况,李显荣并不知道。看来,李显荣想在凤姑身上,用武力得偿淫欲,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了。
凡是贪官污吏,在他们的为官期间,都会用小恩小惠,或者是用封官许愿等手段,来笼络一两名铁杆“奴才”,让这些奴才,为自己去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儿。这些奴才,往往是毫无原则地助纣为虐,很情愿地为这些贪官,去做那些坏事儿。奴才做起违法乱纪的事儿来,往往比贪官本人更狠毒、更可恨。
李显荣手下也有一个这样的奴才,这个人也是一名科员,名叫任聪慧。他的妻子也有些姿色,而且行为比较放浪。李显荣也早就想着要把他的妻子勾引到手。一次,他妻子病重住院,李显荣抓住这个机会,积极地去向他夫妇献殷勤,亲自找来一位名大夫给她治病,钱财上也多次给他夫妇一点支援,对他两口子表现了极大的关心。因此,任聪慧感恩涕零,从这以后,他就唯李书记之命是从,成了李书记的铁杆“奴才”。
这个无耻的任聪慧,他发现了李书记,还一心想要染指自己的妻子。作为丈夫本应是很气愤的事儿,任聪慧反而认为,这是一个进行“性贿赂”取得信任的好机会。他对书记的企图,心领神会,为了自己升官发财,任聪慧心甘情愿地动员妻子,隔三差五的去和李书记进行幽会,甘心让自己的妻子做了李书记的情妇。这种人,真是世间少有,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俩字。
从此,李显荣做得很多丑恶之事儿,对任聪慧也不做隐瞒。李书记对凤姑所施的丑行,任聪慧也是知道的,也知道李书记的这些丑行,都没能够得手。这次,还挨了凤姑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任聪慧觉得,这是一次对书记献媚溜须的好机会。于是,乘机向李书记献计说:“如果……,如此这样,不就把凤姑弄到手了吗!生米一旦做成熟饭以后,凤姑他还能怎么的?她不闹腾还好一点,如果她要真的闹腾上告您的话,咱们就先告她勾引您……,我出面来给您作证,让她身败名裂。您看这样做不好吗,李显荣觉得这个计谋还行,就高兴地点了头。
五九年二月的一个星期天,卫生处为省里来这里进行年终工作检查的客人送行,因为省卫生厅主要的领导没来,李书记就没有参加酒宴。客人中还有女同志,李显荣就让凤姑和任聪慧安排这次的送行宴。任聪慧认为机会来了,他就和李显荣说好,利用这次的宴会,就开始实施他的奸计了。
宴会将要进行到末尾,任聪慧假装喝得多了一点,因醉酒而不经意地把凤姑的酒杯碰倒了掉到地下,任聪慧麻溜地到厨房换了一个酒杯。他在酒杯里把溶和好了的迷药倒进去,他来到酒桌跟前,假装用酒桌上的酒瓶,才把酒杯满上酒后的样子,就端到凤姑面前了。这种做法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,他的手法又很麻溜巧妙,谁也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。
虽然凤姑对自己的同事不加防备,但是,事情又很赶巧,凤姑今天身体偶感风寒,除头有点眩晕外还有点反胃,今天为了这欢送客人的任务,她勉强应付下来的。最后,凤姑喝完刚满上的这杯酒后,实在坚持不住了,她向任聪慧小声地说了一声:“老任你好好地招待客人吧,我喝得有点多了感到反胃,只好先退出了。”说完后急急忙忙跑向厕所,到了厕所就把吃进的东西全吐了出来了,吐了个干干净净。当然了,喝进去的迷药,还没有被吸收,也随着呕吐全都吐了出来。冷静了一会,凤姑步子趔趄着,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平时,凤姑为了自己方便,在办公室里,放了一张床,拿来了一套行李,以方便每天的午休。另外,工作中也经常忙活得很晚,还经常加班,当天只要自己回不了家,那么,也就在办公室里住下了。
凤姑吐了出来之后,回到办公室,用水漱了漱口,又喝了一点水,反而觉得舒服了很多,只是有点身虚疲劳,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
大约又过了十多分钟,酒宴就结束了,等客人离开之后,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。星期天各办公室里都没有人,静悄悄的。李显荣瞅准这机会,悄悄地摸进了凤姑的办公室。他知道凤姑喝了迷药酒,李显荣进屋后,就肆无忌惮地先脱掉自己的外衣,然后放心大胆地对凤姑做手脚了,开始给凤姑解扣脱衣,还一面抓摸凤姑的乳房;刚想把凤姑的外衣扣解开,凤姑就被抓摸醒了。李显荣很奇怪,给你吃了迷药,你怎么还能醒过来呢?他一看事情暴露紧迫了,就不顾一切地,一下子扑向凤姑的身上,想用武力制服凤姑。李显荣四十多岁,身大力气壮,就是笨了一点。他想,你凤姑若顺从自己最好,如果不顺从,那么就只能来个“霸王硬上弓”了。
没想到现在的凤姑,对李显荣早就高度地提高了警惕。她醒来见到李显荣光着上身,站在自己的身前,而且,李显荣还竟敢抓摸自己的乳房,神经就起了高度自卫的反应。李显荣往凤姑身上一扑的时候,凤姑的身体反应,想象不到就那么地敏捷,她机警地一错身子,一只手就搬住了李显荣的脖子。他用力把李显荣的脖子往下一按,自己的身子就坐了起来。
平时,凤姑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,自己晚间住到这里时,怕有存心不良的歹人前来生事儿,凤姑在自己的行李下面,始终藏有一把小尖刀。凤姑一看李显荣还要反扑,想到李显荣必定是一个男人,真的要贴身撕巴起来,恐怕就要被李显荣制服了的。情急之下,她顺手就把尖刀掏了出来,说时迟那时快,凤姑大喊了一声:“你去死吧!”一下子就把尖刀,从侧面捅进李显荣的肚子里了。李显荣嗷地一声,捂住肚子抱起自己的衣服就逃了出来。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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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五十六)    6月20日发表
李显荣也很侥幸,幸亏这把水果刀的刀身太短,长度不超过十二公分。李显荣的肚皮下脂肪还很厚。肚皮虽然是被刺穿了,其深度,不过只是刺到了肚子的表皮,肠子没有碰着,也没有漏粪,伤情并不严重。不过,李显荣看到凤姑和自己拼命的表情,心里确实也有点害怕了。自己必定是做了犯罪的事儿了,于是就灰溜溜地逃进了自己办公室里了。
任聪慧这人并没有回家。在李书记办公室里等着呢,他为书记考虑得很周到,如果书记做这种事儿,一旦出现问题,他好协助李书记来平服事情的。因为凤姑必定是一个女人,所以,事先他把自己的妻子郎秋红也叫来了。
惊魂未定的李显荣,战战兢兢地抱着外衣,捂着肚子跑回了办公室,进屋就看见了任聪慧和他妻子坐在那里,他气急败坏地问道:“你到底给她吃了迷药没有?她怎么没有迷睡呢?”“我是看着她吃下去的,肯定地说她把迷药吃下去了,绝对没错。”冷静了一会,任聪慧突然地又想起什么说道:“懊,我想起来了,她喝完了那杯药酒,就说自己不舒服,有点反胃,她是提前退出酒宴的,直接跑向了厕所。到了厕所后,她把吃进的食物,全都吐了出来,那么,他吃的药物也随着全吐了出来的了。”
李显荣又气又怕,对他自己来说,当前有俩事儿要赶紧处理。一是赶紧安抚凤姑,决不能让她出来闹事;二是自己的伤口,也得赶紧处理。李显荣让郎秋红去盯着凤姑,看见凤姑出屋来,必须立即把她劝回屋里进行安抚,别让凤姑出来闹事儿。然后让任聪慧赶紧用自行车把自己送到医院。进行伤口处理。
且说凤姑遇到这种丑事,心里气愤极了。自己也感到很侥幸,自己的人格虽然受了侮辱,但是,李显荣并没得手。凤姑气得哭了一会,然后又慢慢地冷静下来,对今天所发生的这事儿,凤姑思来想去的考虑了一会后。凤姑认为,这种丑事儿,既不能大哭大闹,又不好对其他人诉说。一旦暴露出去,今后自己还怎么做人?以后的工作上,还要和书记经常碰面,经常打交道的,再见面时的场面,一定会是非常地尴尬的,等等。这一切确实都是难处的事儿,想到这里,凤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,着实地痛哭了一阵后,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忍受下去了。
且说李显荣本人的伤,是怎么弄出来的,自己也是不好向别人来说圆全的。虽说伤的本身并不严重,也是需要手术缝合处理,是需要住院的。因为自己是作为卫生系统的书记来住院,肯定地说,会来不少的人前来“看望”,同时也都会向自己询问受伤的原委,向自己问这问那的。对这些人关心的询问,李显荣如果不回答,也是说不过去的,都需要一一作回答的。但是不管怎么回答,自己也绝不能去说,是为了强奸一个女人受的伤。
李书记老谋深算,心里已经有了诡计和说词了,自己是卫生系统的书记,医院里的大夫归他管辖,大夫护士都会听他的话。他自己绝不会对大夫护士,主动地说出自己受其刀伤的原因。自己不说,做手术的大夫也是不敢追问的。
李显荣他却主动地向大夫和护士说:“我这刀伤也是“组织的机密”。你俩不得对外人说出去,只说我是长了一个大疖子,做了一个小手术。你俩要注意这失密的后果,一旦暴露出去,对你俩是非常不利,是会受到严惩的!”他相信在自己的严命之下,他二人会保守这秘密,不过在他自己的心里,这事情还总是让他忐忑不安的。
李显荣为自己的这事儿,提前想了一条计谋,虽然自己的本意不想伤害凤姑,现在也不得不做准备,一旦事情败露,只好制造一个假案来让凤姑承担责任了。这个假案简单的经过,是由李显荣自己编造出来的。为了假案的成立,他必须让任聪慧来作旁征,让他的证词和自己的口供一致才行。李显荣在到达医院之前,就对着任聪慧的耳朵,小声地嘱咐着任聪慧:如果有人问的话,要如此这么说,......。任聪慧一面听着一面频频点着头。一个冤案就这么制造出来了。
李显荣对这事儿不管怎么保密,也不能对自己工作上的搭档保密的,他必须要和正副处长以及总支副书记进行沟通,于是,在处长和副书记等人询问时,他把自己编造的故事,分别说给他俩听了。李书记说:“星期天的傍晚,我听到刘凤姑办公室里有响动,就过去敲门,没有人开门,我推开门后,就看到里面跑出一个男人,当时我认为是小偷,就一把抓住了他,我俩正在用力撕巴的时候,这男人掏出一把水果刀,对我捅了一下子后就跑掉了,我的肚皮只被攮了一个小口,不严重。这时凤姑才从屋里出来,说有个人闯入自己办公室,看见我之后转身就跑掉了。
依我看,这个事儿可能是凤姑的一个生活作风问题,今天却被我撞见了。那个人怕被逮着,才捅了我一刀跑掉的。这样,事情也就无从查处了。依我的意见,对这种事情,我们是不能去追究的了,弄不好凤姑会乱说一通,凤姑又是前地委书记的夫人,会造成绯闻满天飞。这种绯闻传来传去会很难听的,对组织不利,对咱们卫生处的名声也会是很不利的。所以,权当没有任何事情发生,我呢,就只当长了一个疖子做了手术,这事情到此为止就拉倒了,绝不能再去严查追究了。
我的意见,只让政工科开一份调令,把凤姑调走,脱离开我们的卫生处就行了。我看把她调到蒙山县吧,长坪乡的卫生所正缺少一名卫生干部。就把她调到那里去,你们看这样办可行么?略微等了一会,看到别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来,李显荣就决定说:“如果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了。”
那时候,党委书记的权限,可是相当大的,往往越权代替行政决定事儿的。书记的话就等于命令,几天后,凤姑就被政工科叫去,做了工作的调动安排。凤姑根本不懂的她自己的这个调动,等于是是一个被“流放”的处分。不懂内情的凤姑,内心里反而很高兴。这样以来,自己就能够脱离开李显荣的阴影了,再也不必和这个人面兽心的书记,天天见面了。
却说蒙山县县委书记张志德,接到了上级关于下派干部调入蒙山县的文件,文件里还建议,把该下派干部,分配到长坪乡卫生所任所长。蒙山县是一个贫穷的县,长坪乡更是大瑶山下的一个特别偏僻的穷乡,谁也不乐意到这种地方工作。所以,这地方不但贫穷,也非常地缺医少药。张志徳上任之后,为这事曾经向地委打过报告,请求过上级委派一名大夫下来。
志徳书记看到文件认为,县里的申请报告要求,下派干部也应该是一名会治病的大夫,不需要一般的行政干部。怎么把这不会治病的凤姑,下派下来了呢?从任何角度来说,也不应该把凤姑派下来的。
当时,对干部的管理中,如果是被下派到工作条件艰苦的穷乡僻壤的干部,是需要几个方面,事先都沟通协商好了才可以,然后才予以调动的。一般来说,下派干部上任时,还都是由原部门的一名领导陪伴,敲锣打鼓地送达地方。否则,那就是在潜规则中,说明下派的人是属于犯了错误的,是一种暗中被受到“流放”处分的人。
凤姑作为前地委书记的夫人,被“流放”到这里,她又是犯了什么错误了呢?张志德仔细地查阅了凤姑的档案,和随档案送来的文件。在调动的文件里,有关组织评定的一表里,对凤姑是这样下的结论:“该同志工作一贯积极,任劳任怨,不过多年的机关工作,学习上有些放松,对自己要求不严,特别是,生活作风上“很不检点”,在此一点上,要对该同志严加教育并进行管理,......。”云云。
这生活作风“很不检点”一词,就是说凤姑的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了,志徳和这位不是亲属的“婶子”之间的感情,胜过了亲婶子,而且,对凤姑的一切,包括品性道德都是相当熟悉的。李显荣他们这一小撮,根本是不知道志徳书记和凤姑的这种关系罢了,否则是不会把凤姑下派到这个县里来的。如果是在某件事情上,说凤姑对事情处理不当,或者是为了一些琐事儿犯了错误,志徳还能勉强认可。但是,说凤姑的生活作风上有了问题,就是被打死,志徳也是坚决不会认同的,看来自己必须等到凤姑来到之后,把事情询问清楚,然后再做具体安排了。
一周以后,在星期一的中午,凤姑搭乘吉普便车,携带着简单的行李来报到了。志徳接到招待所的电话,亲自到招待所来迎接凤姑。凤姑见到了好久没有见面的志德书记,心里虽然很高兴。不过见面后,凤姑却像是一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。志徳立即就明白了,眼前的这个“婶子”是受到了委屈了,否则是不会痛哭流涕的。
志徳立即就向凤姑说道:“婶子,您这是怎么了,见了面应该高兴才是,怎么还哭起来了呢?”凤姑却委屈的更加哽吟着说不出话来。志徳等了一会,凤姑冷静下来后,还是没有开口。志徳知道,关于生活作风上的事儿,凤姑可能还是羞于出口,无法先来开口的,只有自己先开口来询问了。志徳说道:“婶子,肯定的说您是遇到了受委屈的事儿了,否则您是不会随便流泪的。把您遭遇到的事儿,说给我听一听好吗?您可能不知道,您的档案也已经送来了,我看了对您的评定后,也觉得有必要和您聊一聊,把事情的真相彻底弄清楚。您还必须跟我说一说的,这样对您来说会有好处的。”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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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看该作者 9楼  发表于: 06-21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五十七)    6月21日发表
在志徳的一再追问下,凤姑很气愤地把自己的遭遇说给志徳听了。听完后,对凤姑受到的这种侮辱,志徳的心中感同身受,气愤异常。李显荣这个淫贼,对凤姑竟然敢于大耍流氓进行欺辱,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。
志德说:“任聪慧这人,是李显荣的忠实奴才,您也应该听说过的。方才,我听完了您对那天情况的叙述,我就猜到了,您在这次的宴会上,任聪慧很可能给您下了迷药。否则,李显荣不会摸进您的办公室里,就那么放心大胆地,先脱了自己的外衣,然后,又肆无忌惮地地去抓摸您,去脱您的衣服的。
志德又沉默了一会,然后对凤姑又说:“我在地委时就听到风声,说李显荣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淫贼。不过,他的罪行,在他的那些铁杆儿奴才的掩护下,他的丑行还没有暴露出来罢了。婶子,您的嗅觉也太不敏感了,您应该早就对他做些防备的,您在他的假象下受到蒙蔽,还认为他是一位好领导呢,最后还是差一点着了他的道。
您现在是一个受过“右倾干部“撤职处分的家属,您会受到一部分同志,下意识的排斥,在社会上也会受到一些人无原则的歧视。当时您没有和李显荣纠缠这事儿,应该说您是很理智的,如果您当时因气愤过大而去闹事,李显荣也有他的势力,他会让您身败名裂的。您想哭都没地方哭了。
现在您应该果断地脱离开卫生口了,不能和李显荣再有任何的联系和接触了。从您现在的处境上看,相对来说,我对您的工作安排,安排得职务越差,您才会越安全,他们就不会再来诬陷您的了。我考虑,现在就把您的干部职务,暂时保存起来,按着工人的职务给您作工作上的安排。让他们这些人看去,县里确实是按着卫生处的评定意见,暗中给您做了“撤消干部”的处分,这样以来,他们这些人,认为对您的报复成功了,就会洋洋得意的。也就不会对您再做什么坏‘文章’的了。”
志徳又向凤姑介绍说:“在长坪乡原来有一个小牧场,牧场离其它生产队有一段距离,乡里也没有能力去管它,干脆从公社里独立出来了。后来,根据牧场的需要,乡里把一块闲置的贫薄土地,干脆划拨给了牧场。在原来的小牧场基础上,又扩建了几个较大的场房。现在,这个牧场已经初具规模了。这个牧场,现在算是属于县畜牧局直辖管理的一个牧场。但是,它还是属于集体所有制。
我们这里是一个穷县,由于这牧场的存在,对活跃本县的经济,还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,目前看来是一个盈利很大的单位。
为了扩建这个牧场,牧场的人员由场长李德山带头,自发地发起集资,县里也贷款了一部分资金。场部用这些钱,除了购买了一些建材外,把剩余的资金又购买了一些种畜、种禽。在扩建厂房时,资金不足部分,是由场里的职工义务献工做贡献解决的。这两年牧场盈利,贷款归还得也差不多了,估计,剩余贷款今年能够还完。
场长李德山,原是国民党驻南宁独立师的一个连长,因一条腿伤残行走不便,是五五年转业来到家乡蒙山县的。他的老家原来就是长坪的。我剿匪作战受伤后,就是他把我从火线上救下来的,这人原是一名大老粗,在部队上学了一点文化,文化水平还是很低的。原来的场长是李义峰,是李德山的父亲,李义峰曾是地方上的一名土兽医,多年从事放羊和养殖禽畜的工作。李义峰自己原来有五、六头牛和二三十只羊,合作化那时,是他带领着五六个人,把各自的牲畜集中起来,先办起这个牧场的;现在,因为年纪大准备退休了,所以让自己的儿子前来继承这份儿工作。
李德山他来到这牧场,就把自己历来积攒的工资和转业费约一千多元,(那时一般人的月工资水平才三十至五十元钱之间,一千多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)全部都投入到牧场里面了,李德山是一个以场为家的好干部。这个牧场除场长外,外加四十多名职工,其中,女职工占多数。他们也都是大老粗,在牧场里这些人养猪、养牛、养驴、养羊,还养了一些鸡鸭,把很大一部分多余的土地,还种上了一些土豆和苞米等粮食作物。
对李德山本人,本来应该按着干部管理,坐一坐办公室的,是他自己主动要求不坐办公室,坚决要求到这牧场里来工作的,实际上是他的父亲要求他回到牧场的。李德山这人很老实厚道,也很能吃苦。他也是保留着干部职务,被以工人的身份做的安排,他的工资待遇都由牧场里出。婶子,我准备把您也安排到这里,您看,给您安排到这里您同意不同意?
另外,因为牧场里的职工也多了,需要增加一名管理人员,去协助李德山工作,这名管理人员就准备委派您去了,您去了还要兼任一下牧场会计。您的职务就是副场长兼会计,一切待遇包括工资,也都是从场子里支出。不知婶子您是否同意去那里工作?”
凤姑冷静地思考了一会,表示完全同意志徳书记的这个安排。
志徳还对凤姑说:“因为牧场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场子,政府不便插手场子里的工作。牧场还需要建立健全一些管理制度,其中更重要的是,建立健全工资及各种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分配规定,现在各种规定还都不算完善,幸亏李厂长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,他虽然不会制定各种规章制度,在他的管理下,却没有出乱子,可也已经感到这方面问题的困难和重要了,我所以乐意让您去这里,因为您也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,由于这些原因,所以委派您去那里,我的心里也非常的乐意;你去了牧场,首先必须协助李场长,建立健全这些方面的规章制度。”
第二天,志徳就用吉普车亲自把凤姑送到了牧场。凤姑见到了李德山,原来他俩早就认识,凤姑只是忘了他叫什么名子罢了。打鬼子时李德山腿部负过伤,曾经得到过凤姑无微不至的护理。因此,他对凤姑相当的崇敬了。听说让凤姑做副场长,心里高兴极了。俩人热烈地握了握手,久久不松开。李德山召集工人前来开会欢迎。对凤姑以前的情况,李德山亲自向大家做了介绍。
张志德说:“李德山,你抓紧安排一下刘凤姑的住处好吗?”李德山说:“志徳书记,目前看来,就是凤姑副场长的住处,有一点困难。您张书记也不事先打个招呼,把凤姑同志突然地领来,我们真有点措手不及了,实在是对不起。”凤姑插话说,“李场长您不要为难,您看这样行不行?不管谁家只要有空闲的房间,同意接纳我,我就住进去,您看这样可以吗?”正好有一位寡妇大嫂叫张慧娟,站起来说:“请刘凤姑副场长到我家住吧。我是寡妇一人,只带领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儿过日子呢,我女儿叫高玉红,正在上中学呢,我有三间房,我自己和女儿住一间,另一间可以倒出来让刘凤姑副场长来住,你不嫌弃的话,就请到我家来吧。”凤姑立即表示同意了。从此凤姑就算是在长坪落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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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回头说一说彭世祥,上级对世祥的批评和处分,都是来自梧州地委,县委书记张志德也保护不了彭世祥。来到蒙山县之后。总的来说,在张志德的庇护下,世祥所受到的批评应该说是再也不会有了。
现在彭世祥的工作,由于是负责指导一个大队的农业生产,虽然还戴着“右倾干部”的帽子,这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事实求是的工作作风。他利用指导生产队搞生产的这个机会,对社员们的出工方式和计酬方法,以及怎么发挥社员劳动积极性的诸多问题:都作了细徵地调查研究。他还每每地亲自参加进去,体会一下这里面产生出的各种矛盾。对产生的这一切问题,他和大队的干部以及一些老农,都做了细徵的研讨。为了调动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,和解决这些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的矛盾,他制定了一系列地规章。又把这些规定拿到社员大会上,经讨论通过后执行。这些规定给生产队的生产活动,起到了非常积极地作用。
根据他常年工作的经验验证:我们当领导干部的同志,虽然说不能低估了群众的思想觉悟,但是,也绝不能过高地去评价他们的思想觉悟。社员的高思想觉悟,以及他们劳动积极性的来源,是和他们在生产关系当中的“责、权、利”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不把责、权、利的关系理顺好,是决不能去空谈他们的思想觉悟的。最后,世祥他得出一条结论:“想要社员都发挥出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出来,那就必须让社员,真正的具有了当家作主人的位置。如果要社员真正当家做主人,那就必须打碎生产管理上的大帮哄和平均主义。具体地说也就是,在社员生产活动中,他们的出工形式,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方法上,决不能搞大帮哄式的、平均主义的形式,搞平均主义是决不能发挥出社员积极性的。
要想发挥社员的积极性,必须做到让每个社员,从撒种开始直到秋收,每一个步骤,或者说在每一个生产的环节上,都具有自己的责、权、利。否则便发挥不出社员的积极性来。
根据以上结论,彭世祥认为:土地的所有制可以是公社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度,这种集体所有制,虽然不妨碍社员们当家作主,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看来,农民体会不到自己是公社的真正主人。反而,他们会认定自己是在给公社的干部打工的呢!用大帮哄方式管理生产队,就会使社员在生产的过程里,不负责任的混日子,劳动中他们就会糊弄着干,劳动的效率会继续下降,劳动的质量也会大幅度的降低。但是,这种现象也决不能说明,社员们的思想觉悟就是很低的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五十八)
从理论上说,是应该按着“按劳分配”的原则,进行记工计酬的,由于在记工计酬过程中,每个社员的“斤斤计较”,造成社员和干部之间的矛盾重重。实际上干部在评工记分的过程中,也很难做到绝对的“公平”。这也说明,在这项工作上,很难达到每个社员的满意。在计酬工作上出现的不公平,最后导致,不得不使用了平均主义的计酬方法,这种计酬是以记时工资为标准的。这种平均主义的计酬结果,导致了每个社员,干多干少一个样,干好干坏一个样。这又怎能体现出合作化的优越性呢?反而体现出了人民公社在评功计酬里,存在着很多的弊病和缺陷。
那么最好的生产管理方式是什么呢?彭世祥根据现实生产力的低水平看来,认为只有实行“包产到户”的管理模式,才和这低水平的生产力相吻合,才和这农民的私有观念相包容。也只有“包产到户”了,社员才把自己承包的这块土地,当做自己的生命加以珍惜。这样以来,农民就会对这块土地,精心地管理,才会努力地投入劳力,就会对土地进行大力地施用农家肥的。这样以来,每位社员,也就不用“斤斤计较”自己每日的工分和报酬了。对自己承包的这块土地,自己就可以无限地投入工时,从这块土地上,得到的劳动成果全是自己的。而且,每个社员家庭里的大人小孩,只要能够干活的,都可以下地劳动。再不会受到性别、伤病和年龄、健康等条件的限制,也不用经过生产队干部的批准,都可以出工劳动了,他们的工时再也不需要干部来“评工计酬或计时计酬”的了。这项制度本身,是完全可以解放各个家庭、那些不能当作劳力使用的、闲散在家的家属劳动力。
三家谷生产队,在彭世祥的指导下,首先组成“权威”的社员小组,对生产队里的每块土地,都进行了评级定产,然后一一承包给队员。彭世祥制定了一系列的,有关包产到户的规章制度。还制定了关于社员们完成了定额产量的、或超额完成了定额产量的、或没有完成定额产量等等情况时,成果分配的计算方法。他把这些制度的草案,都拿到社员大会上进行讨论,经社员修改后,在意见达到一致的情况下,他们就立即果断地实行了“包产到户”的生产管理模式了。
大队里的其他生产小队,也把三家谷生产队的经验借用过来,也同时启用了“包产到户”的生产管理模式了。
不过,这个“包产到户”的制度,在当时的社会上是有争论的。争论的焦点,还是围绕着关于这个管理制度,是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。彭世祥对生产队的干部说:“这项政策,从报纸上看还是有争论的,我们暂时不要去管它,关于这项制度是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争论。政策本身,只要对我们发展生产有利,我们就去施行。所以,我们实行这项政策,暂时也不要对外宣扬,不要让这种争论,来干扰我们的生产活动,我们先干起来再说。如果这项政策,不能发挥出社员劳动积极性的话,我们就把这项政策再改过来就行了,我们不是神仙,政策的好坏,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它了。”生产大队的干部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千万可不要再改回来,您没有看到吗?社员们在通过这项决定的时候,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反对的,这种一致赞成的情况也太少见了。”
大约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,生产队就把土地全部承包给社员了,随着土地的承包,也把生产队和社员之间,在责权利方面划分的合同,一起制定了出来,并和每个队员都签订了生产合同。世祥认为,任何规章制度都要严密,出现任何一点疏忽,好的政策也会导致失败的。承包中,有关社员们的责权利方面的规定,也经社员大会通过了。
实行了“包产到户”之后,社员们以崭新的精神面貌,投入到生产中去了。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高度地发挥了出来了。
但是,在生产活动中,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和矛盾。对这些新出现的困难和矛盾,生产队的干部们,必须及时的进行调整解决。譬如;给土地施肥时,这些农家肥怎么运到自己承包的土地里去?也就是说,在生产活动中,牛、马车等较大型运输工具,本来也都属于生产队了,包产到户之后,也不可能每家都能分到牛、马车的,这种较大的运输设备,需要怎么管理和分配使用?这方面的事情,必须要由生产队的干部,来进行调剂解决。
另外,没有劳力的家庭怎么办?譬如:劳力本身有病的家庭;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;或者是老弱寡妇的家庭;或者因为种种原因,劳力外出长期不在家的家庭,等等。这些情况也都需要生产队帮着解决。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,就不能体现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了。
为了解决这些难题,生产队把搞互助组时的经验又拿过来用了,生产队把社员,又划分了劳力帮扶互助组,规定社员对其组内缺少劳力的家庭,必须按月义务献工,实行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帮扶制度,等等。通过组员的义务献工或换工,来帮助组内的这些家庭,解决他们重劳动方面的、劳动力短缺的困难。
不管哪一项制度,都不是万能的。对任何一项规章制度来说,既要坚持原则,也要灵活运用。制定政策之初,干部需要通过汇集群众的意见,来制定出政策,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。然后,在政策执行中,干部还要起到“润滑剂”的作用,工作是需要有多种多样的灵活性的了。所以干部们不是一劳永逸,需要去管理的工作还是很多的,必须要认认真真地辛勤工作,积极地解决这些新产生出来的各种问题。
三家谷生产队的管理政策,经过这样一疏理。就立即促发了社员们劳动的积极性,于是改良土地的行动,热火朝天地动员起来了。整个生产队,下半年的农业生产,奇迹般地得到了大丰收。
对“包产到户”后的社员们来说,要想让他去吹牛、弄虚作假,那是根本办不到的。因为那些做法,受到损害的就是自己;作为生产队的干部,如果想代替社员搞浮夸,也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包产到户的政策本身,也是杜绝浮夸、杜绝吹牛、杜绝弄虚作假最好的良药。
由于五八年的天灾人祸,其后果在五九年的年初,就全部体现出来了。进入了五九年之后,国际上,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大国,对我国进行围包堵截,大搞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。刚刚解放了的我国,国民经济本来就是很艰难地运转着,由于这些经济制裁,就更增加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;特别是又加上中苏之间的政治上分歧的加深,促使翻脸之后的苏联政府,又突然地断绝了中苏之间的巨额贸易,还背信弃义地断绝了原来承诺的经济援助。使人更加气愤的是,他们还像“黄世仁”那样地,紧紧地催逼我国抓紧还贷,要我国限期归还这数额巨大的贷款。中国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,资金本来就很紧缺。限期要我们归还这巨额贷款,这还贷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。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,农业的收入占有很大的比例。为了归还贷款,不得不把我们自己也非常紧缺的农产品,拿出很大的一部分来,以还贷形式出口苏联,这样一来,就集中地造成了我国经济上的重重困难了,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,更加加重了眼前的困难,粮食的紧张就显得特别突出了。
另外,五八年在表面上,粮食是大丰收。实际上,粮食的产量数字,有很大的水分在里面,实际上是一个丰产不丰收的大灾年。基层的吹牛风、浮夸风,以及弄虚作假风,可给我国的农业,造成了巨大的灾害。彭世祥从省里粮食部门的好友那里,得来的信息,从全国看来,粮食紧缺问题是当前最大的困难,很可能会出现全国性的粮荒。
凡是吹牛或弄虚作假严重的公社,粮食产量,绝大多数都遭到大幅度减产,这些公社的领导们,只考虑自己的乌纱帽,不去关心和考虑社员们的生活。在政府的催逼下,不得不咬着牙,按着吹牛的数字上交了公粮。留给社员们的口粮,却不可避免地少得可怜了。社员们省着吃,口粮也只能够大半年的,全年若三分之一以上的口粮没有着落。全国亿万的农民,挨饿的状况非常严重,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流浪乞讨的队伍,饿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。由于粮食市场的紧张,畜、禽及水产品等也都出现了紧缺。城市百姓的食品供应,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
黄家川公社,各生产大队也遭受到同样的灾害,公社的威望受到了挑战。挨饿的百姓怨声载道,人们的思想极其混乱。
彭世祥所承包的黄竹大队,由于当年逢上了风调雨顺,他们在管理上坚持原则,没有胡干蛮干,所以当年的秋季稻谷,照样又得到了大丰收。上交公粮后,每户人家的口粮都留得很充裕。彭世祥从公社里,也彻底了解了其它的各生产大队的情况,他们也都犯了吹牛、浮夸的毛病。从粮食的收成情况看来,黄家川公社出现粮荒也是肯定的了。留给社员的口粮确实也是寥寥无几的,看来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了。
这个公社的总人口还比较少,单靠黄竹大队多余的粮食,还能调剂个差不多。于是彭世祥果断地命令黄竹大队,把多余的粮食封存,其数字也严格保密,坚决把粮食好好地保管起来,余粮不得再向外卖出。并说明,这些粮食,是准备应付公社里出现的粮荒用的。
黄竹大队的社员们都清楚,在这左倾思潮的笼罩下,若不是彭世祥硬给扛着,肯定地说,自己这个大队,也是顶不住这左倾思潮的掌控,自己的这个生产队,肯定也会出现非科学地胡干蛮干的。也一定会出现吹牛,也会出现大搞弄虚作假的。事实证明,彭世祥他绝不是一个为了自己升官发财,而去搞投机取巧的人。他是在受到了重大处分的情况下,还敢于坚持原则,坚决不去搞那些非科学的小动作的。确实是一个不计较个人得失,一心为公的好干部,因此彭世祥的威望立即大增。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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